“保持美国经济繁荣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格林斯潘连任，不管他是死是活。就算他去世了，我也要给他戴副墨镜，让他坐在那里。”这是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的公开评价。
从1987年到2006年，无论总统如何更替、执政党态度如何变化，艾伦·格林斯潘始终是美联储不变的主席。在执掌美联储的18年中，格林斯潘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比总统更有权势的人。在他的治理下，美国经济曾出现连续10年零通胀、持续增长的奇迹。
麦凯恩的赞誉犹在耳边，一场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便席卷了美国乃至整个世界。2008年，曾经的“金融上帝”成为被审判的对象。格林斯潘留给美联储的政治遗产究竟是什么？是一堆泡沫吗？他是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吗？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是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2日，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华盛顿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在其传记的中文版序言中，译者曾引用林则徐送别老友的诗句：“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在现实的金融市场中，评价一个人同样并非易事。如何评价格林斯潘，背后其实是一场关于“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掌舵”的复杂叙事。
下一步，将是华尔街
从纽约曼哈顿西区出发，搭乘地铁北线，经过时代广场、中央公园和哈莱姆区，便来到了格林斯潘从小长大的街区。这里几乎全是低楼层的砖结构公寓，住的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蜂拥而至的犹太移民。他的父系格林斯潘家族与母系戈德史密斯家族，分别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辗转来到美国。这片街区几乎正对着曼哈顿岛另一端的华尔街——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从此贯穿了格林斯潘的一生，也深深地被他改变。
1926年，作为家中独子的格林斯潘出生后不久，父母便离了婚，他从此留在母亲身边生活。戈德史密斯们是一大帮充满活力的音乐爱好者。他的舅舅默里是一位钢琴家，能唱最高难度的名曲。小时候，每隔几个月会有一次家庭聚会，舅舅演奏，母亲唱歌。格林斯潘曾回忆说，母亲过着平静的日子，生活完全围绕着家庭转。她乐观平和，绝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她读的是一份叫《每日新闻》的小报。装点他们起居室的是一架小型平式钢琴，而非书架。
1943年6月，格林斯潘高中毕业，但对上大学毫无兴趣。随后，他被保送至茱莉亚音乐学院，却在次年选择退学。此后的格林斯潘成了一名巡回表演者，演出足迹最远到过新奥尔良。
在担任爵士乐手期间，格林斯潘并非聚光灯下的主角，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但他主动承担了为其他成员报税的事务，因此将自己定位为乐队中的“知识分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工会运动活跃。乐队遵循了一项由工会制定的规则：演奏40分钟，休息20分钟，然后再开始下一循环。乐队的其他成员一般会趁这段休息时间偷偷溜到楼上的药店或在电话亭里吸大麻。格林斯潘不同，他会看一些关于金融的书籍。在诸如柴尔斯餐厅这种与学习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格林斯潘开始了对银行业和市场经济的认知。不久之后他便决定，一旦厌倦了音乐，他的下一步就是华尔街。
1945年夏天，格林斯潘退出乐队，开始着手准备攻读纽约大学的学士学位。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他用三年时间修读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美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统计学、高等数学等课程，并以优异成绩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又用两年时间取得了硕士学位。
教授他统计学的助教库诺后来回忆说：“他（格林斯潘）的求知欲似乎永远无法满足，学习起来如饥似渴。我当时就有种感觉，此人将来必成大事。”库诺后来成为纽约大学的教授，一教就是40年。回顾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像格林斯潘这么勤奋好学的学生，此后他只遇到了一个，就是后来成为美国运通公司总裁的哈维·格鲁布。
市场最后的贷款人
离开纽约大学后，格林斯潘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但由于经济拮据，他被迫中途退学。不久后，格林斯潘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美国国家工业联合委员会担任经济分析师，年薪4000美元。
在那里，格林斯潘终日埋头分析铁路、钢铁等行业面临的种种问题，沉浸在数据的海洋中，感到如鱼得水。在同事眼中，这是一个对数字近乎痴狂的年轻人。当时尚未与他离婚的米切尔回忆：“在那个年代，人们连吃午饭都要悠哉悠哉地喝上三杯马提尼鸡尾酒，而格林斯潘已经像今天的投资银行家一样没日没夜地干了，而且是在一个非营利组织里。”他通常每周工作六天，星期天则去打高尔夫球。去联合委员会的图书馆借书是格林斯潘乐此不疲的一件事，有些书他始终没有归还。
1996年，在庆祝联合委员会成立80周年的仪式上，格林斯潘被授予一个奖项。主持人开玩笑地在台上通知他去补缴逾期未还的图书罚金，说这笔钱如今已经占了美国国家债务不小的百分比。
青年时期，格林斯潘迷上了安·兰德（注：畅销书《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作者）的著作。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曾风靡一时，其主要的思想主张是：追求个人利益是道德的，政府干预个人权利是不道德的。
格林斯潘常常与一群人聚在兰德家中讨论。这些“圆桌会议”逐渐塑造了他此后一直坚持的资本主义“道德”——一种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福利的经济体系信念，其核心是个人责任，以及政府对经济总体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这正是兰德及其追随者信奉的信条。格林斯潘曾撰文抨击消费者保护法：“正是商人的贪婪，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商人对利润的追求，才是消费者最好的保护人。集体主义者不明白，拥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优质产品符合每个商家的自身利益。”
此后，格林斯潘进入了一家咨询公司。在他的经营下，这家公司很快成为经济预测咨询业中的佼佼者，客户包括《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1968年，格林斯潘获得了他在政府部门的首份工作——理查德·尼克松竞选活动的政策研究理事，随后成为总统过渡期班子的顾问。
1987年8月，美国总统里根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美联储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掌控着美国的经济走向。在此之前，格林斯潘从未在美联储任职过；而在此之后，他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整整18年。
格林斯潘最著名的操作，莫过于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股灾爆发后的果断出手。在24小时内，他主导将利率下调50个基点，并发表了那句著名的讲话：“美联储随时准备提供流动性。”这一举动被市场视为一纸“救市宣言”，不仅奠定了格林斯潘“市场最后贷款人”的形象，也为后来的次贷危机埋下了争议的伏笔。
他曾反对加强对次贷衍生品（如CDO、CDS）的监管，理由是“过度监管会扼杀创新”。这一理念在1990年代对美国金融业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当衍生品链条过长、风险无法被准确计量时，对市场的信任是否反而会导致风险失控？2008年的次贷危机把这个问题摆到了台面上。
格林斯潘的传记阐释了他的“救市”逻辑：不在于盲目托市，而在于精准干预。对“良性泡沫”（如1990年代互联网技术革命推动的股市上涨），他选择“容忍”，认为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会消化估值泡沫；对“恶性泡沫”（如2000年前后由低利率和次贷扩张推动的房地产泡沫），他则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开始加息，试图“挤水分”，但因加息节奏过缓（17次加息耗时2年），最终未能阻止泡沫向房地产市场转移。
格林斯潘总结其经济哲学：“泡沫无法提前识别，只能在破裂时减少伤害。”1993年10月，在美国众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格林斯潘表示，美联储的成功在于它阻止了那些“没有发生的事件”，而这显然是无法被衡量或证明的。
“经济的本质是人心”
在其声誉之巅，《财富》曾在1996年美国大选前夕的一期封面上这样写道：“谁当美国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就可以了。”
从“最伟大的央行行长”沦为“罪魁祸首”，2008年的金融危机成为外界重新审视格林斯潘政策的关键节点。他所奉行的宽松银行与货币政策，被不少人视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纽约时报》因此称格林斯潘为“泡沫先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则直言他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前央行行长”。
这场“审判”的逻辑在于：格林斯潘的通胀目标仅关注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却对房价、股价等“资产价格”的膨胀视而不见。从1990年代末至2006年，美国房价上涨超过80%，但他始终认为“房价波动是区域性的，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格林斯潘传》中引用的美联储内部备忘录显示，早在2004年就有官员警告“次贷违约率可能飙升”，而格林斯潘的回复是：“市场会自行吸收风险。”
格林斯潘主张“央行不应直接监管金融机构”，认为银行会基于自身利益控制风险。但2000年后，华尔街投行杠杆率飙升至30倍以上，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膨胀至美国GDP的150%，美联储却未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金融危机后，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我犯了一个错误——以为银行会为了自身安全放弃利润。”
格林斯潘一生痴迷数据。他的办公室里永远堆着成箱的原始数据报表，连美联储的会议发言稿都要先让助手用历史数据模拟推演。他曾多次说：“经济不是哲学，而是无数人在市场中用脚投票留下的痕迹。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痕迹翻译成数字。”
但2008年的次贷危机证明，经济模型无法计量“贪婪”（银行家为了个人奖金发放高风险贷款）、“恐慌”（投资者集体抛售资产）等人性变量。格林斯潘后来反思：“我们以为用数学公式就能驯服经济，却忘了经济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是会犯错的。”
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总能从大处着眼去把握潜在的因素。前美国众议院议员弗兰克·阿尔卡德曾这样描述格林斯潘：“他是这样一种人——他知道一辆雪佛兰汽车上一共有几千个平头螺栓，他还知道如果拔去其中3个，将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格林斯潘说话向来极其谨慎。在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哪怕是与政策毫不相干的一句话，也能在金融市场掀起波澜。
有一次，他在肯尼迪中心偶遇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莱维特。
“你好吗，艾伦？”莱维特问道。
“我不能告诉你。”格林斯潘半开玩笑地回答。
精于宏观和数据、勤奋且谨慎——这些特质，都是格林斯潘形象的注脚，却终究未能阻止次贷危机的猛烈来袭。他在经济学界的争议，并不在于政策理念或个人能力本身，而在于这样一个命题：当一个“市场的信徒”被迫成为“系统性风险的最后兜底者”，这个故事，将被后人如何解读。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接受采访时，首先肯定了格林斯潘主导的1990年代“大稳健”时期——低通胀、高增长的辉煌周期。他同时指出，格林斯潘的争议在于长期“兜底”的做法催生了市场的道德风险：“因为投资者默认美联储会救市”，这种预期助长了市场参与者过度加杠杆的行为，并催生了资产泡沫，成为2008年次贷危机的重要诱因。但从实践角度来看，杨德龙认为，在位18年间，格林斯潘执掌美国货币政策，历经1987年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多轮冲击，仅凭这一点，本身就值得“致敬”。
在个人传记的采访对谈中，九十多岁的格林斯潘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的华盛顿纪念碑说：“我一生都在试图理解经济，但到最后才发现，经济的本质是人心。我不是预测大师，我只是一个在风暴中努力保持船不沉的船长。”
《格林斯潘传》的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曾连续五年出入格林斯潘的办公室，成为那里的常客。他回忆道，每当话题涉及金钱与权力时，格林斯潘便会变得难以捉摸。起初，当被问及感情生活时，格林斯潘略带顽皮地回答：“我跟新闻主播、参议员、选美皇后都约会过。”
但当被追问什么使他最快乐时，格林斯潘换上了一副诚恳的语气：“是一种进步感——一种身处峭壁却依然向上的生命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