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晚，全球智慧城市大会揭晓2020年度的世界智慧城市大奖（World Smart City Awards）：在全球350座申报城市和27座入围城市当中，上海脱颖而出，获此大奖。
世界智慧城市大奖于2011年设立，旨在促进城市的多样性、包容性、平等、安全和协作等，从而提高每个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由于每年全球只能有一座城市获得，该奖被誉为智慧城市行业领域的奥斯卡。之前获得该奖项的有阿姆斯特丹、特拉维夫、纽约、迪拜、斯德哥尔摩等。
这也是中国的城市第一次获得该奖项。近年来，上海高度重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对城市发展的引领作用，在中国联通、华为、电科数智等科技企业的协助下不断完善智慧城市建设。
例如，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上海率先成为“双千兆宽带第一城”，5G基站超过3.1万个；城市服务方面，上海基于政务云平台打造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上海的“一网通办”还入选了《2020联合国全球城市电子政务经典案例》；疫情暴发后，上海大力发展在线经济，今年1月-9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值逆势增长8.4%。
不过，中国不只有上海，越来越多城市在居民幸福感、创新发展和治理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在全球的表现越来越突出。
知名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从2008年开始跟踪、评估全球各国城市的综合发展情况。从科尔尼历年颁布的《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可以看出，虽然美国多个城市整体排名依旧靠前，但中国和中东地区的一些城市正快速追赶欧洲与北美城市。
例如，2020年度的《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显示，北京首次超越中国香港，与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一起，成为科尔尼全球综合城市排名前五的城市，上海、深圳、广州、武汉、重庆、西安等城市的排名也有显著提升。
即便没有这些奖项和排名，人们也能切身感受到一些中国城市在便捷与智慧化方面正赶超许多外国城市。多位行业人士认为，上述趋势固然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相符，也跟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上长期投入不断探索息息相关。
智慧城市概念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源自IBM 2008年提出的智慧地球理念，其核心是感知化、互联化和智能化。但智慧城市的愿景虽然美好，如何落地一直是一个艰巨挑战，因为这一领域并没有成功案例可借鉴，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摸着石头过河，踩过了无数坑，也不乏失败案例。
回顾中国智慧城市建设12年的历史，建设者们经历过茫然跟风亦步亦趋的初级阶段，也一直面临着投资混乱与低效的指责。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茫然、混乱与泡沫中，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者们变得越来越有主见和务实，越来越有自己的创新，这体现在他们正从顶层设计、机制改革、业务流程再造、技术生态培养、商业模式等多维度入手去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也越来越有望走出中国特色。
未来，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热情有增无减。根据国际市场调研公司IDC的预测：尽管有疫情干扰，2020年中国智慧城市支出规模将达到259亿美元，为仅次于美国的支出第二大的国家，约占中国（含香港与台湾）今年整体IT支出的8%。IDC还预计，到2024年中国智慧城市支出规模将超过450亿美元。
热钱涌动之下，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将走向何方？它会如何重塑城市的面貌？又将如何撬动各地数字经济产业？
通向全面的智慧
“未来已来，只是分布不均”——这是美国知名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一句名言，这句名言也十分适用于智慧城市领域。
今天的城市虽然比过去更智慧，但人们感受到的智慧往往是点状的、片面的，感受不太分明的。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智慧城市建设大多是局部的、人们通常只是选取一些典型场景进行尝试，可以说目前我们还只处于智慧城市1.0阶段。
如何让智慧分步更加均匀和全面，让人们感受到智慧无处不在，正是智慧城市建设者们接下来努力的目标，而该目标将促使未来的智慧城市建设发生显著改变。
首先，人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智慧城市建设真正树为“一把手”工程。
智慧城市虽然因科技而生，但它首先是个管理问题。因为城市数字化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所覆盖的机构和业务十分庞杂，数据需要横向打通，业务流程也可能再造，机构部门之间的权责利会重新调整，因此，建设智慧城市在管理侧一定要上升为“一把手”工程，才可能推动智慧城市的落地。
一些城市已经这么做了。例如，上海成立了城市数字化转型领导小组，市委书记李强、市长龚正任组长。据悉，上海新的目标是，到2022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新型智慧城市的排头兵、国际数字经济网络的重要枢纽，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加快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又例如，中国东部某市智慧城市项目一位处级负责人告诉笔者，每天打开工作平台，就能看到该市各机关数字政务项目实施进度排名，没完成进度的被挂在最显眼处，所有人都能看见，每月还会举办专项会议，向副市长或市长汇报情况。
其次，新型智慧城市需要引入更先进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不是一个新名词，但过去常见的做法是，地方政府或企业花个几十万委托一个设计院或集成商做设计，但最终拿到的方案价值往往有限，导致一些项目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成功。
这是因为，城市是一个复杂生态系统，需要多领域专家团队配合，对城市进行全面诊断后才能做出好的顶层设计。这对设计团队要求很高，不仅要对城市未来发展理念及模式有深刻认识，同时还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考虑到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难度高，2018年，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联合中国电科、华为等十多家企事业机构，共同制作了《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南》国家标准，目的是为了帮助城市建设的管理者、设计方、方案提供商、承建方等，建立统一的智慧城市知识体系，并按照协调一致的要求开展各领域建设，保证智慧城市建设的规范、集约、有序。
还有一些科技企业如华为等，也致力于从理念和实践两方面推动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进化。
基于多年实施智慧城市和各类政企数字化项目的经验，华为认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特征是“全场景智慧”。
“全场景智慧”顾名思义也是倡导智慧应该渗透到城市的每一个具体场景，整个智慧城市是系统而非割裂，是全面而非片面的。并且，华为没有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是提出了有指导价值的“智能体”架构。
“智能体”是面向政企数字化升级的一种顶层设计，一种参考架构。它由智能交互、智能联接、智能中枢、智慧应用四层组成，有机构成云网边端协同的一体化智能系统。它以云为基础，以AI为核心，通过云网边端协同，构建开放、立体感知、全域协同、精确判断和持续进化的智能系统，为城市治理、企业生产、居民生活带来全场景智慧体验。
当下，有一种将智慧城市等同于“城市大脑”的说法，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政府职能转变协调小组专家组副组长、国际水协（IWA）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表示，“城市大脑”仅仅解决15%城市交通效率问题，离真正的城市大脑还较为遥远，一些城市大脑变成了“老年痴呆”。
华为认为，智慧城市不仅需要“智慧大脑”，还要加上智能联接和智能交互这样的“五官”和“手脚”，共同构建覆盖城市的“感、传、知、用”等系统，再加上贯穿城市的全域数据跑到云平台上，最终形成一个开放、自适应、自学习的智慧系统。
深圳率先与华为合作，计划共建“鹏城智能体”，随后，成都、珠海、长春、南昌等城市先后与华为共建城市智能体。还有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西安、武汉、长沙等，也一直与华为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进行紧密合作。
更硬，也更软
近年来中国城市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对发展硬科技的渴求前所未有的高。例如南京2018年就树立了打造“世界级创新名城”的目标，南京江北新区已经汇集了集成电路企业200余家；重庆不仅要做“智慧名城”，还要成为“智造重镇”，做强该市的“芯屏器核网”产业链；西安则宣布要成为“硬科技之都”，继续发展航天航空、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
这一方面是响应国家“新基建”号召，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城市认识到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数字经济对中国GDP的贡献占比达到了36.2%（2019年数据）。
城市治理的内容实际包含三大块，即公共服务、企业发展和城市治理。换言之，城市服务的对象不仅是人，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企业，以及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机构，这些企事业机构的繁荣与智慧化程度直接决定了城市的活力，从而间接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与工作质量。
因此，另一个层面的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城市管理者充分利用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融合创新，利用城市优势资源，调动科研院所、高校、头部企业和广大中小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提升整个城市的基础创新能力，加速城市智能升级，通过创新打造属于城市自己的名片，让城市更有活力、魅力与温度。
华为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鲁勇在2020南京创新周上表示，以应用为主的创新1.0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需要加大对基础创新的投入，全面走向应用创新与基础创新并进的城市创新2.0时代。
城市追求更科技硬核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希望变得更“软”。因为，智慧城市提供的是一个数字基础平台（通常以云计算平台形式存在），其灵魂是开放、共建、共享，平台上的软件与应用生态要繁荣，智慧城市才能成长为自适应、不断进化的系统。
近日，3.7亿网民为一枚“智慧水表”点赞：上海长宁区江苏路街道为独居老人装上的新水表具有特殊功能，只要监测到每日用水量不足0.01立方米就会自动报警，居委会干部第一时间上门探视老人，并将核实情况上报街道责任科室。
这只智慧水表是中国电信联合华为、自来水机构、仪表公司基于云计算、AI、物联网等技术共同推出的一项智慧城市创新业务。
“智慧水表”就是智慧城市平台上的典型应用，这样的应用越多，城市越智慧，数字经济也更加发达。而想要鼓励和吸引这些应用开发者共建智慧城市，同样也是一个复杂话题，不仅关系到平台的安全性与数据的丰富性，也关系到当地的产业政策创业环境等因素，这都属于智慧城市的建设内容。
好消息是，对于各类从事数字经济的企业而言，智慧城市里的软件与应用市场确实具有诱惑力：它直接面向应用场景，创新空间大，容纳的厂家数量多，市场空间也大。
简言之，智慧城市建设者们一方面要抓住5G、云计算、AI等核心技术，构建好数字基础平台和创新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创建和维持可信的数字经济生态。
抢占区域经济龙头
今年8月6日，华为联合上海多方成立“上海5G联合创新中心”，该5G创新中心其还是上海市经信委2020年5G重大专项之一，旨在帮助上海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5G生态开放平台，对准应用场景，共育珠三角地区的5G产业。
11月15日，在珠海市国家高新区总部基地，珠海最大综合性国有企业，珠海华发集团与华为共同宣布成立珠海联合创新中心。
珠海联合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鲲鹏计算生态应用及解决方案的重要孵化平台，将以办公软硬件为突破口，兼顾其他数字化领域发展，推动珠海数字经济转型升级。
珠海华发集团总经理李光宁表示，希望与华为联手将该创新中心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标杆，为巩固提升珠海乃至大湾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持。
12月初，华为与广州南沙区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华为（南沙）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和珠海创新中心一样，华为（南沙）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也不仅满足于服务当地，而是面向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历史经验证明，很多城市的崛起都因为抓住了一个新兴产业，例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抓住了纺织业，纽约抓住了金融业，旧金山抓住了信息产业等，从而成为世界名城。今天，中国各城市也都在积极捕捉5G、云计算、AI等新兴技术带来的产业机会，一旦抓住了这些机会，即便不成为全球性的某新兴产业中心，也能成为一方区域的领头羊。
目前各地政府常见的做法是，借力华为等龙头科技企业提供5G、云计算、AI等技术服务，通过建设联合创新中心，不仅发挥创新作用，也能产生虹吸作用，带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进驻，从而撬动当地数字经济。
多位行业人士认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未来不仅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竞争，而是一个个经济区域圈之间的竞争。普遍认为，中国目前初步形成了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五大经济圈。
赛迪研究院《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佐证了这一点。该报告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平均值为29.6，其中广东、北京、江苏等10个省（市）指数值高于平均水平。广东以65.3的指数值稳居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TOP1。
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已具备区域聚集特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核心。这一方面是由于三地经济基础优势显著，可以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资金等资源保障；另一方面三地扎实的产业基础，也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赛迪研究院认为，数字技术具有跨越地理特征的优势，未来，随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数字经济将会进一步突破地理条件限制，逐渐改变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为缩小东西部差距注入新动能。
国际咨询公司IDC也认为，中国区域经济会进一步形成自有的特色和模式，预计在未来几年中会日渐突出，重塑整个中国数字经济市场格局。
IDC中国高级研究经理肖宏亮公开建议，科技公司根据各省预计主要经济带区域IT发展特征，开发适应区域市场需求的产品和营销策略，获得竞争优势，同时也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随着新基建的东风吹起，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新基建决定城市发展竞争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
城市管理者们关心的是，如何成为所在经济圈的龙头城市？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抓住新兴数字经济产业无疑将成为他们共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