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何鲁丽的资历和能力，当时能够担当起民革中央主席一职的，只有她了。”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陆宇澄说。
他指的是1996年，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去世。当时陆宇澄和何鲁丽同为北京市副市长，他记得自己去了隔壁何鲁丽的办公室，对她谈到自己的预测：她很快就要成为国家领导人了。
他与何鲁丽1988年一同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共事越久越了解和欣赏她，觉得她性格开朗热情，谦虚又爽快，群众关系很好，为人不功利，待人真心诚意，因此感到她会是接任民革中央主席的合适人选。
1996年，何鲁丽果然成为民革中央主席，同年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2007年，她才卸任民革中央主席职务，次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何鲁丽的“鲁”意指其籍贯山东。2001年她应《菏泽人在北京》一书编辑之约，写了题为《我是一个在北京踏实工作的菏泽人》的文章。
她说，自己的籍贯是山东菏泽，但是从未在菏泽生活过，初二时随父亲从济南移居北平，从此在北京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从一个学生成长为一名医生，再到国家的公务员。她想借此机会提笔写一个自我介绍，算是向故乡的汇报，告诉乡亲：“我是一个在北京踏实工作的菏泽人。”
弃医从政
中共十二大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有序进行第三梯队的选拔和培养，提出干部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领导班子配备要考虑“女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等方面的代表性。
1984年，北京市各区县政府改选。49岁的北京市第二医院儿科主任何鲁丽接到通知，区里要调动她的工作，作为西城区副区长候选人参选。
她1957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因成绩出众被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指名调到儿童医院，后又被北京市第二医院院长高崇基指名调去创办小儿科，当时已是拥有高级职称的儿科专家。
选举前夕，西城区区长找她谈话。她说感到很突然，舍不得放弃27年的专业，当然受共产党这么多年的培养，这个觉悟还是有的，会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不过她觉得自己没有干过，不是合适人选。区长说：你已是科室主任了，也有行政能力了。她说：那才多大呀？连护士才37人。区长说：你总比革命初期的干部文化强吧？看文件总比别人给你念的快吧？
最终，她脱下了白大褂，成为了西城区副区长。
西城区拥有70余万人口，何鲁丽分管科技、外事、市容、卫生、计划生育和民政。刚上任时，她乘公共汽车去上班会迷路，找不到区政府大门。批示文件，她像医生开处方那样把“何鲁丽”几个小字签在右下角。办公室主任提醒她，意见要写在最上边。
为了真正让她有职、有权，区长亲自带她到卫生局等下属机构，把她介绍给局长、书记等，告诉他们：“以后有什么事找老何，解决不了的，她会找我的。”
她很快进入了新角色，并显露出了行政领导能力和深入泼辣的工作作风。她很怀念儿科专业，就任副区长后仍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出了两年多的门诊。
1983年，曾任北京市第四医院副院长的佘靖当选为北京市崇文区副区长，在市政府召开的会议上与何鲁丽相识。两位女副区长开会时经常被安排住同一房间，由于专业背景和分管领域相似，相谈甚欢。
佘靖说，那时她们面临的棘手工作之一是医疗机构、中小学和托幼机构的危房改建和城市环境卫生整治。北京老城区有很多危房，下雨时极易垮塌，她们经常奔波在街道胡同，奋战在一线。何鲁丽善于学习，能够攻克困难，总是能快速理解政策要求，经过调查研究后“对症下药”。
危房改建涉及规划、资金筹措等多方面问题，她们经常交流经验。何鲁丽说，要取得区主要领导的支持，多与区城建、计委、财务、卫生、教育等业务主管领导沟通，请他们一同到现场，取得共识，根据业务情况分清轻重缓急，逐步完成，还要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何鲁丽面临的最棘手工作是二环路的拆迁。这条环线有11.6公里的路段在西城区，由前门到鼓楼，呈马蹄形，占二环路总长的49％，要搬迁516户人家，市政府限时完成，大家都替何鲁丽捏把汗。
她不辞辛苦，挨家挨户反复做工作。西便门最后剩下几十户“钉子户”，她每家都去了不止一次，耐心磨合，解决了不少扯皮的事，终于按期完成了任务。二环路拆迁工程让她名声大噪。
“我是个坐标人物”
中共十三大之后，1988年年初，各省市陆续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
在北京市市长和副市长的10名候选人中，中新社北京分社社长徐泓对何鲁丽产生了很大兴趣。候选人介绍材料显示，何鲁丽是民主党派成员，其父何思源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其母是法国人，让徐泓的好奇心陡增。她提出采访申请后，很快获得同意。
她如约来到何鲁丽的办公室，只见一位中年女性麻利地从办公桌旁站起来，大嗓门儿的京片子扑面而来：“呦，是记者同志吧，快请坐，快请坐。”
与徐泓先前的想象不同，何鲁丽衣着普通，从面容上也不大看得出外国血统。以后她从不少人那里得到证实，他们第一次见到何鲁丽都有类似的意外之感。
“我知道为什么选我，女同志、非党人士、知识分子，我是个坐标人物。其实比我能干的人多得是，但既然组织上信任我，我一定努力干好。”何鲁丽快人快语地说。
几天后，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无记名差额选举，产生了由市长和7位副市长组成的北京市新领导班子，何鲁丽以接近全票当选副市长，另一位当选的女副市长是吴仪。新闻媒体称，新班子中出现两名女副市长，这在北京市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何鲁丽当选几天后，徐泓再次采访了她，这次的地点在何鲁丽位于朝阳区建国门外永安西里的家中。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宿舍，狭窄的过道里堆满了杂物。何鲁丽和丈夫住里间，两个儿子住外间。徐泓看到何鲁丽1957年大学毕业时的照片，浓眉大眼，梳着两条粗粗的大辫子；接着又看到何鲁丽高一时的一张小照，俨然是一个地道的外国小女孩。穿越岁月的流逝，她终于清晰地看到了何鲁丽那一半法兰西血统。
被媒体聚焦的传奇女副市长何鲁丽也引起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建业的注意。张建业回忆，当时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题为《地位观念及其他——以诗与新任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对话》，先后投给两家报社。
诗中写道：有的人观念像弹簧，随着地位升降而缩张；筒子楼中的阴暗与浓烟，踏上栽绒地毯就化为灿烂阳光。你从白大褂走来，跨进了市府大厦的厅堂；要问市长与市民有何区别？心中应惦着更多的病人、病房。
但两家报社都退了稿，理由也近似：意思很好，有韵味，但涉及领导，不适合刊用。他失望之下，将诗直接寄给了何鲁丽，同时附信一封：这首小诗应该说只是表达了一个普通市民对新任副市长的一种信任与期望，难道就因为是“与副市长对话”，就要避讳吗？看来我们的“观念”还真有进一步改变的需要。现在只好把诗直接寄您，想您不会拒收的。
很快，他收到何鲁丽回信：“张教授，来函及赐诗均已拜读，对您向我提出的希望，定当引以为戒。到市里工作后由于能力经验有限，除尽力而为外，望多加监督指正。顺致，敬礼，何鲁丽上，88.8.23。另：诗已请人用毛笔书写出。”
两人的通信登在了《北京晚报》上。此后，张建业每次致信，何鲁丽都会亲笔回复。
家国情怀
1996年11月，在民革八届五中全会上，何鲁丽被选举为民革中央主席。1996年，她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建业觉得，作为一位女性，她从一名医生一步步走上国家领导人的岗位，非常不容易。他写了一首《再赠何鲁丽》：“八载春秋弹指间，征途荡荡又新天。根深自有清泉润，心净何惊恶浪颠。”
1998年春，张建业发起成立“李贽研究会”，致信何鲁丽，请求她担任名誉顾问，她回信，“恭敬不如从命”。
何鲁丽1988年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时，后来成为历史学者的徐庆全还是北京师范学院的研究生，张建业与何鲁丽的通信在学校里引起轰动，作为山东人的徐庆全从此开始关注她。何鲁丽给张建业的回信总是写得认真而又谦逊，“来函敬悉”“望多指教”云云，位列副国级而如此行文，让徐庆全“陡然充满敬意”。
在徐庆全眼中，何鲁丽在电视上的形象一直知性而靓丽。他相信，这种知性来源于家族的传承，她的父亲何思源是山东的血性男儿、镌刻在历史上的人物。
因此，何鲁丽比一般人更多地体验到一种沉重的历史感。她深受父亲一介书生却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影响，同样选择了父亲的道路：以身报国，坚定地跟共产党走。担任民革中央主席期间，每逢参加高层协商、党外人士座谈会等，她在发言中都会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何鲁丽酷爱读书，上班时每晚读书三小时左右才能入眠。她购书次数多，量又大，新华书店发行所干脆给她办了一张卡。
她的阅读范围很广，从文学小说到各类社会科学著作，从《万历十五年》到《千年教化：嘉定孔庙与科举文化》。晚年她的眼睛不太好，经常请家人和秘书读书给她听，或是用放大镜或投影屏看报。《白鹿原》刚出版时，她一看就说两三年后准得奖，后来果然得了茅盾文学奖，让她很得意。
1989年，何鲁丽的丈夫荣国煌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去世。他是肿瘤外科主任，与何鲁丽是大学同窗，两人感情深厚。丈夫去世后，每逢忌日，她都会带上一束鲜花到万安公墓。她的父母和丈夫都长眠于此。
2022年3月19日，何鲁丽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