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傍晚，美国CNN的工作人员正扛着摄像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毯上来回跑动，望去他们好像在主场作战；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即将以一方主流媒体进入另一方首都核心直播其最高领导人的辞职演讲宣告结束。
刘香成（Liu Heung Shing），时任美联社驻莫斯科首席摄影记者，这个戴着眼镜、身手敏捷的美籍华人，1990年初被派往苏联之前，已在中国、印度、韩国及南亚多地工作了十几年。
这一天，刘香成挎着相机，走进那个即将上演重头戏的房间，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的桌子正对面，巨大的三脚架支撑着一台老式电视摄像机，刘香成不慌不忙坐在三脚架下。旁边的克格勃提出警告：待会直播，不许拍照。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鉴于最近独立国家联合体已经形成的局面，我宣布辞去我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职务。”摄像机电流低鸣，时间分秒流逝，“一些错误完全可以避免，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演讲接近尾声，刘香成早已算好快门和光圈参数，他悄悄拨动相机旋钮，只等戈尔巴乔夫手中最后一页稿纸落向桌面。
——咔嚓。
一个时代落下帷幕。
刘香成用镜头捕捉到了这一“决定性瞬间”，为此，他后背挨了克格勃一拳。
第二天，这张戈尔巴乔夫扔下讲稿的照片，几乎覆盖了全球各大媒体头版头条，拿下新闻人眼中“最昂贵的地皮”。1992年，刘香成因对苏联解体的出色报道赢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2023年6月9日，“刘香成 镜头·时代·人”大型摄影回顾展于上海浦东美术馆启幕。展览现场，戈尔巴乔夫手中稿纸呈虚边动态的代表作旁，刘香成并列展出了他同年拍摄的另一张照片：1991年，在基辅，担心通货膨胀的人们到当地银行提取存款，画面中神色忧虑的乌克兰老人颤巍巍的双手和捏着的钞票同样呈虚晃状。
“我刚去到那里，一块美金才拿到9毛钱卢布，等我1993年离开时，一块美金能换差不多4800卢布。”刘香成向本刊记者回忆，“那个年代，苏联一个核子工程师连10块美金薪水都拿不到，但在最困难的时候，苏联有一千多个国营农场都是中国人在种田。我就问这些中国农民，他们怎么付钱给你们？他们笑嘻嘻道，他们没钱，但他们给我们拖拉机和卡车，我们就开回去。”
步入浦东美术馆四楼展厅，观众仿佛走进一条时空隧道，展览以“面孔”、“姿态”、“时机”、“刺点”、“人群”、“风土”、“后记”七个单元，呈现了刘香成近两百张珍贵摄影作品，这是他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一次展览，首次为中国观众带来他摄于中国之外、扩至全球视角的多件经典作品。
中国、美国、印度、韩国、阿富汗、苏联……自1970年代以来，刘香成用镜头记录下许多耐人寻味的瞬间，其中，有些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帝国崩溃、战争爆发；有些是细微的温情日常：平民换上时髦新装，明星卸下光鲜妆容……这些浩然洪流中的光阴切片，层层叠叠拼贴出历史行进的方式。
72岁的刘香成为人谦和、语速平缓，娓娓道出自己近半个世纪游走世界的拍摄心得：“每个人都有苦有痛、有酸有甜，摄影师应该平视镜头前的任何人，怀着深切的empathy（同理心）尊重每个人，不要俯视或仰视。”
大白菜在天上飘，像乐谱上的音符
刘香成掐指一算，自他举起相机将镜头对着中国，今年已是第46个年头。生于香港的他，其实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人与世界”的故事。
夜深忽梦少年事，1960年代在香港，刘香成趴在报馆里学英文，父亲常把一摞美联社电讯稿拍给他：“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答案在这里面。”
1951年10月，刘香成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香港，他父亲刘季伯是湖南邵阳人，曾活跃于香港新闻业并从事国际新闻编辑一职。1949年开国大典那日，香港《星岛日报》一篇题为《春天来了》的热诚社论，执笔者就是刘季伯。
童年时期，刘香成随母亲陈伟雯回福州生活。他外叔公陈璧是清末任期最长的邮传部尚书，政绩包括收回京汉铁路的运营权、创办交通银行，以及用福建马尾船厂的部分经费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
刘香成父母结婚时，陈家送给新婚夫妇一座宅院，取名益香亭。1957年，刘香成入读福州鼓楼一中小学，在幼稚园当园长的母亲带着他搬回益香亭大宅，但这里已不是刘家私产，他们住在后院，前院陆续住进许多人。“我会这么长时间一直有兴趣将镜头对着中国，想来这是个选择和倾向。如果当年我在福州没有经历过‘大跃进’、‘除四害’那些，就不会对这个社会有这种记忆和感情，许多海外华侨其实并没有真正进入这里的兴趣。”
1960年，刘香成回到香港生活，从小在迥异的环境中切换身份，他渐渐养成习惯：观察周围人的肢体语言，他们的微表情和衣着打扮，都在向外界传递信息。12岁那年，父亲的朋友送给刘香成一台相机，“当时那就像是新奇的玩具，但我还没有闲暇去看或去理解摄影，学英文学粤语占据了我太多时间。”
1969年夏，刘香成前往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修读国际政治。平日他也去城中看些展览，接触到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等人的作品后开始关注摄影。大学最后一学年，他凭兴趣选修了摄影课，课余拍摄了纽约街头无家可归的女人和犹太教机构中的智障儿童等社会边缘群体。这组颇具同理心的街拍吸引了摄影大师基恩·米利（Gjon Mili，1904-1984）的注意，他邀请这个东方小伙子到自己所在的《生活》杂志实习。这次相遇，开启了刘香成此后传奇的摄影生涯。
“米利从不跟我说快门、光圈那些技术问题，他教我如何‘阅读’图片。每天下班后，我们喝一小杯威士忌，切点水果，他就指着满墙图片给我讲，这张好在哪里，那张如何构想，这里头也有很多他好友布列松的照片。什么样的画面会变成一张经典？它跟观者一定要有情感联结，他可能是个陌生人，也可能是认识的人，但要在这张画面里找到共情和对话，要让观者进入你的画面。他不是在看图，而是在读图，这就是恩师米利教导我的。”
在大学图书馆里，刘香成发现了小册子《中国新闻分析》，那是定居香港的一位匈牙利牧师编辑的英文出版物，当时是西方人获知中国动态的一扇窗户。刘香成每期都读得入迷，由此萌生回中国的念头。此外，他还找到了马克·吕布的影集《中国的三面旗帜》，“我深受触动，因为我也参与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76年秋，刘香成还在巴黎左岸准备采访新当选的法国总理，9月9日，搭乘地铁回酒店时，他看到地铁报摊上到处是头版印着毛泽东肖像的报纸。他意识到，是时候回中国了，那里必将发生巨变。
这年9月中旬，刘香成作为美国《时代》周刊特约摄影师，凭借“港澳华侨回乡证”抵达广州。他在广州住了十来天，抓拍了些照片：街头晨练的老人，左臂缚着黑纱，边打拳边同旁人聊天。他发现，人们脸上的表情不再紧绷。
1979年中美建交后，刘香成在北京正式住了下来。
外国记者身份与华人面孔，让刘香成能顺利展开工作。据统计，1979年至1981年，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65%的图片都是刘香成拍摄的。他的照片保存了中国那个年代的记忆，画面中既有国家领导人，也有平民百姓；既有进行中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有城市里逐渐增多的巨幅商业广告和现代化设施。
2023年6月14日，刘香成发了条朋友圈：“昨天我十分尊敬的艺术家朋友黄永玉先生走了，我永远怀念并记得他慈祥地告诉我：‘香成，你随时想吃我们家乡的豆豉炒辣椒，你就过来’……先生一路走好。”
黄永玉亲切地称呼刘香成“老弟”，“我多么珍视他对人民和土地的脉脉深情。他的作品朴素得像面包，清澈如水，有益如盐，新鲜如山风，勇敢如鹰，自在如无限远云。”
回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香成曾登门拜访过黄永玉、黄苗子、吴祖光、侯宝林等多位艺文界前辈，这些老人家在特殊年代饱经沧桑，他们同年轻的刘香成聊成了忘年交。
“面孔”是刘香成进入陌生环境的一把钥匙。拍摄一张面孔，或捕捉一个表情，意味着镜头要贴近对方。展墙另一侧：“笑容可掬”的阿城、《有话好好说》片场“横眉冷对”的张艺谋和姜文、列车上略显忧郁的巩俐、望着晶莹雨滴若有所思的周迅、在氤氲的荷花池边埋首作画的曾孝濂……面对刘香成的镜头，他们卸下防备，展现出自己纯任自然的状态。
“我跟阿城比较聊得来，他父亲是中国很有名的影评家钟惦棐。阿城跟我说，他受到的教育主要是中学时代趴在琉璃厂那家中国书店的地上，读了很多新华书店没有的旧书。”刘香成曾在一部口述作品中提到，“还有一次画家吴冠中找我，希望《时代》周刊介绍一下他的作品。我也没看大明白，现在他的画变得无比昂贵。”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刘香成的镜头也聚焦当代的明星艺术家：蔡国强、刘小东、张晓刚、曾梵志……他拿起相机拍下他们的高光时刻，有时只用眼睛观察，阅读他们身上独特的时代气息。
对于刘香成而言，“姿态”是解锁人在某些历史时刻精神处境的密码，使用胶卷拍摄黑白照片的年代，刘香成必须抓准时间点，他常表示，“时机”并非运气，而是举起相机前准备和研究的结果。
美联社有个“多弹头导弹”
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逢人就说，美联社有个刘香成，简直就是个“多弹头导弹（MIRV）”，隔三差五“放火箭”（新闻行业抢先发布独家新闻叫“放火箭”）轰炸我们，搞得我们很被动。
作为新闻摄影师，刘香成和其他记者一样与时间赛跑，常常是负重奔波。此次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特意留出一方空间，复古模拟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锦江饭店的卫生间，实景再现了刘香成当年独特的照片冲印经历。他说，差旅途中，每到一处，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出一个“暗房”。“我在全球无数的酒店卫生间里洗过胶卷。”
开幕前一日布展时，刘香成和年轻助手跪在地上，小心翼翼拆开包裹，取出两台笨重的信号发射器，“左侧为模拟信号发射器，右侧为数字信号发射器Leafax（底片传真机）。Leafax技术是一种数字无线传输系统，为新闻摄影师提供了轻便、紧凑且易于使用的解决方案，可以实时传输图像。”
1990年代初，刘香成已开始使用彩色胶卷拍照，洗彩色胶卷需要把药水加热到38.4摄氏度，过冷过热都不行。胶卷洗好，他用打字机打出图片说明，贴在下面，再放入传真机发稿。“当时传真机发送一张彩图需24分钟，1小时只能传3张，遇到信号断线还要重发，耗时更久。”
20世纪最后25年里，刘香成背着装有“相机、镜头、卫星电话、暗房设备、打字机和传真机”的超重行李，常年穿梭于国际新闻现场，记录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好莱坞的名利场、南亚地区的军事冲突，再到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解体，“拖着这100公斤东西，在各地海关填表、盖章、安检，流程无比熟悉，身心确实疲惫。”
驻印度和南亚的4年，是刘香成职业生涯中最忙碌的时期，经常一天要开八九小时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有时一只猴子跳到你车上，有时前边又被一群牛挡住。”即便如此，他也不忘用镜头记录下沿途风光与市井百态，正如他在回顾展“风土”板块所呈现的新德里农村景象，在全球化视角下，这些照片反映出一个民族对待自身传统的态度。
在中国的拍摄，刘香成依凭的是他洞察世情的智慧，但在那些危险地区，他也从不缺乏勇气和胆识。“当我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拍摄骚乱时，我就已经知道了要避免去看暴徒的眼睛，那是对袭击的邀请。”
在先后为《时代》周刊和美联社服务的17年里，刘香成见证了20世纪诸多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曾于1989年和1992年当选美联社年度最佳摄影师。展览现场，在以细节触动观者的“刺点”板块和以群像铺陈现实的“人群”板块，一系列或冷或热、或硬或柔的摄影作品，在方寸之间讲述着画面背后更大的故事。
东西方文化的“摆渡人”
“我以摄影的形式表达我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与西方摄影师、与中国国内的摄影师视角都不相同……如果不是早年在福州生活，如果不是在性格形成时期有西方生活的经验，我绝对不会看到新中国这些细微的差别。在中国早年的生活使我了解了制度的必然性，而同时，我在美国和欧洲的生活经历又让我接受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
早在美国求学期间，为完成关于法家和韩非子的毕业论文，刘香成曾花大把时间阅读李约瑟的书籍，尤其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它给了我一种看待中国的新方式，以一种远距离的、超脱的方式描述中国的过去和文化成就。”
1990年代初，他在巴黎圣日尔曼一家旧书店里又与林语堂的文字重逢，赛珍珠对《吾国与吾民》的一段评价让他深表赞同——“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这与他最终确立的镜头语言，形成了某种映照。
刘香成坦言，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做“翻译”工作——翻译东西方两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把一方的真实想法，用另一方能够听懂的语言传达过去。早年，他用的是镜头语言，后来任职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的高管，他仍在沟通不同的思想，尝试以视觉叙事打破各种认知壁垒，在各种关系中重建互信。
北京申奥成功后，凯伦建议刘香成为外国友人了解中国做点什么，于是便有了2008年出版的厚重影集《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刘香成以摄影家和历史研究者的视角编选图片，几年时间里，他和凯伦筛选出88位摄影师的上千幅作品，展现了从1949年到2008年中国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变化。
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后，2011年10月，辛亥革命百年，刘香成又编著了影集《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这100年里中国人吃了很多亏，我想用这些图片，让大家看到事实的细节。”影集封面照是参加辛亥年起义的一个新军军官，他穿的军装衣领扣子不见了，改用一枚别针别住。“从这个小细节就能看到，新军财政状况不妙。”这张照片是刘香成从意大利一位神父的收藏中找到的，“我给他写了好多封信都没回应，又给他打了三四次电话，终于说服他签下合同，把这张图片给我们。”
“重要的是，这些照片为当今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视觉影像，促使人们思考百年之前中华民族的海外形象，彼时中国不曾料到会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刘香成在影集序言《通往一九一一的动荡之路：一部看得见的历史》中写道，“中美重新打开外交大门40周年之际，亨利·基辛格在其新著《论中国》（On China）中说道，在中国寻求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仍然认为西方对待中国特别不公正，而中国正从曾经的劫掠中重生。我希望这本影像集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在东西方双重经验交织影响下，刘香成既是“融入者”，又是“中间人”，多元的教育背景培养了他对文化的敏锐度，让他得以对中国抱有深刻的理解。“无论你来自何方，如果对新中国前35年的历史不够了解，那对于后35年直至今天的认识也会产生偏差。在这个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都少交点学费、少走些弯路。今天，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想要理解这个复杂的国家，都不要忘了，那些已经永远成为历史的图片，曾经就是几亿人真实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