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9日，原商业部部长、原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去世，享年94岁。
1982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商业部、粮食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并，成立新商业部。新商业部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大部，原部级领导加起来就有39位，结果其中行政级别不高、在中央任职资历较浅的刘毅被任命为部长。
在商业部主政六年之后，1988年刘毅调任国家旅游局局长，成为国家旅游局历史上一位特殊的正部级局长。当时旅游业是新兴战略性行业，刘毅以正部级担任局长，总有人替他感到委屈，他却一笑了之，说能够从事一个新兴行业，感觉自己也变年轻了。
晚年刘毅曾与一位老友把酒谈心。老友问，你这一生既有“官运”，也有官运不振的时候，你心里能一直保持平衡吗？刘毅说，年轻时确实有过这些地位观念，后来经过很多事儿后淡然了。
刘毅感慨：“中国的干部队伍，像我们这一茬人，一是多得很，二是摆老资格没有条件——不少更老的人都健在，三是摆学历没有大专文凭。因此，这批人主要是实实在在为国家打工干活的。”
典型的山东干部
1977年6月，47岁的山东省财贸办主任刘毅开完夏粮征购会议，准备下去调研时，突然接到省委转来的中央电报，调他进京，到商业部工作。
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盯着电报上的几行字，脑海里翻腾不已。他心里很不平静，还隐隐约约感到不踏实。
到那时为止，他一直在家乡山东省的财贸系统工作，毫无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不过，至少有两次，他应该是进入了中央视野的。
一次是1965年秋，还是省财贸办商业处副处长的他到山东泰安县夏张公社参加“四清”工作。那时中央决定在基层财贸单位试行少量奖金制度，四清工作队在社队企业试评奖金，每人每月四五元钱，却搞得争吵激烈，影响团结。刘毅主持座谈会后，建议改进奖金发放办法，只评两头，不评中间，即表现很好的加奖，表现很不好的不奖，中间多数人拿平均奖。这个材料上报主管财贸的李先念副总理，后来在全国财贸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印发了。这之后不久，刘毅就由商业处副处长被提拔为处长，兼财贸办办务委员。
另一次是1977年，他代表山东参加李先念召开、国务院财贸组组长姚依林等主持的全国副食品紧急会议。那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会上要求各省自报上调中央的副食品数字，“以多调肉、油的实际行动”支持党中央。经过反复协商，各省上报的数字与商业部所需的数字之间仍有不小缺口。刘毅忍不住发言，称财贸部门没有办法按照虚数去定购、派购，会逼得农民更没有积极性。他发言后，举座动容。最后，中央调整了任务。
《平民部长的星点人生：评说刘毅》作者岩峤认为，刘毅作为典型的山东干部，其特点是一步一步干上来的，从省粮食局基层办事员，一直到省财贸办主任。
但刘毅自己有个很深的遗憾，就是没有当过县委书记，没有在主持全面工作的“弹钢琴”位置上干过。跨过这一步，直接坐到全国“钢琴”前，他能行吗？他想，只能走到哪里算哪里吧。
1977年7月初，刘毅到商业部上任，被任命为副部长，分管食品局和副食品局。
上任之初，他打定主意不说“豪言壮语”，不怕被人指责为说“套话”，挂在嘴边的是“缺少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常识，只能一边熟悉情况，一边接手工作，和大家一起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和部党组交给的任务”。
刘毅一上任就到各司局办公室与大家见面。在荆国良印象里，这是过去部领导上任从未有过的。荆国良是商业部日用工业品组负责人，1985年后担任了商业部百货局局长、日用工业品管理司司长等职。
荆国良告诉记者，刘毅头脑精明，工作务实，是一位平民特色很显著的部长。他很愿意和刘毅讨论问题，认识不一致的时候作为下属可以直率地讲出来，甚至当面争论。他觉得，在刘毅直接领导下工作很舒畅。
1980年，刘毅除原有分管部门外，又分管了基层商业企业改革。他开始探索由统购统销、统购包销政策向多种收购形式过渡。
刘毅曾亲身见证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并投身其中，对其弊端可以说是感同身受。
1953年，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俗称统购统销。山东省财委专门成立了贯彻粮食“两统”的工作班子。刘毅在省财委粮食处担任秘书，由于工作出色，很快被提拔为科长。他在“两统”作战指挥部工作班子里，天天跟着抓贯彻、抓落实、抓情况、抓数字、抓进度??几乎每天夜里，他都要起草汇报稿。
他印象里，当时干部一年有8个月的精力都用在抓粮食统购上。农村里天天开会，夜夜熬灯，常常是干部催着发言，农民低头装睡。为了能少卖十斤八斤粮食，农民熬到眼珠通红也不散会。直到1955年，中央提出改进统购做法，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顶牛”现象才大大减少。
1960年，刘毅担任省财贸办商业处副处长后，工作转到抓日用工业品方面。他组织了一个小班子，由工、商两方面组成，抓包括饭碗、头发卡子、缝衣针、卫生纸在内的日用品供应，抓集市贸易的恢复。
抓了半年，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刘毅逐渐得出一个认知：少喊不吹，多做实事，才能于国于民有利。还有一点认知就是：平时少评全局，这样于人于己都有利。
刘毅担任山东省财贸办主任后，更是每天穷其精力抓吃、穿、用，以保证城镇居民每月吃上半市斤肉、半市斤油，每户孩子每月吃上半市斤糖。这几个“半市斤”（有的地方还不足），是财贸战线的重担，也是国家的大事。
担任商业部副部长后，刘毅大力推动了承包制和经营责任制的推行。他提出，经营责任制的核心是解决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到1981年9月，商业部门下属实行各种形式经营责任制的独立核算企业已有18500个，占基层零售企业总数的33％。
从买难到卖难
与上调中央一样，刘毅出任商业部部长的消息同样来得突然。
1982年1月，他去江苏南通调查生猪生产购销政策，向在南通视察的中央领导人汇报了调查结果，并随其一起去常州和杭州考察。在杭州，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将商业部、粮食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并为商业部，邓小平和陈云等都已表示同意，决定由刘毅主持商业部工作，“你今天就回北京”。
三个部门的合并工作是由副总理姚依林领导的。刘毅当时的行政级别为十五级，原来39位部级领导中，92％以上行政级别比他高。这39人中，11人进入了新的领导班子，其中有两人行政级别是八级；21人免去原职后仍留在商业部工作，其中有5人是七级。
荆国良说，刘毅担任部长之后，在商业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许多政见，最为突出的是提出建立“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与少环节），打开了商业体制改革的新局面。
岩峤认为，突破计划体制桎梏、打破城乡壁垒的改革虽然是从经济领域发起的，但大头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商业部是主阵地之一。流通领域里的问题错综复杂，让刘毅感到压力很大。
1982年10月，刘毅在商业部组建后的第一次全国商业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就职后第一次长篇讲话。他说，城乡割据的“铁桶经济”已变得四分五裂，大锅饭出现危机。要从1983年开始打开突破口，全面推进商业改革。
他提出，要改革农产品流通，实行浮动价格，并取消经商业部门批准才能外运的规定，打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局面。
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以来，增产迅猛，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异军突起，多年来过惯了“买难”日子的商业部门，在一些地方突然遭遇以前难以想象的“卖难”。
出人意料的是，卖粮难的问题首先出现在一些过去吃返销粮的困难地区，尤其是安徽滁州、苏北徐淮、湖北荆州等地。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积极推行大包干之后大幅度增产，而商业设施却跟不上。如在安徽滁州天长县，有4亿多斤粮食需要在三个月内完成收购，但这里不临铁路，水运受高邮湖船闸限制，仓库又跟不上，因此卖粮困难。
包产到户还导致收购工作出现新问题。以前是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交售，现在是以户为单位交售。山东德州地区收购了520万担棉花，收购五联单要一户一户地开，一张张拼接起来近乎两万里长。有的农户卖棉花，要排三天三夜的队。这导致农民不满，商业部门基层人员也叫苦。为此刘毅专门去德州调研和解决这个问题。
卖猪难问题也突出起来。三四年间全国冷库容量增加了50万吨，但也远远不够。
油菜籽的增产使得城市供应彻底告别了“半市斤”，扩大到7斤了。但这是购销倒挂的，每卖出一斤油财政就要补贴七角钱，销售因此受到影响。大豆也是这样，多卖出一斤财政就要补贴两角二分钱，居民能不能吃上平价豆腐，全看当地财政状况。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改革农副产品收购体制。
统购、派购和议购是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采取的基本政策，已经实行多年。粮食、棉花和食油等属于第一类，即统购统销，一律不得上市；其他重要农产品属于第二类，即派购，在完成向国家交售的任务后允许出售；其他农副产品属于第三类，即议购，允许农村集体和个人拿到农村集市上自由议价出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渐进式改革，在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逐渐减少了统购派购商品的种类。
统购派购任务长期由商业部和原供销合作总社承担。对商业部来说，这可以说是一场无异于自我革命的重大变革。
对有些品种是否应取消统购派购，也存在着争议。比如木耳，不属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产品，能不能取消派购呢？商业部开会讨论时，有人提出，每年春节城镇居民都能按平价买到一小包木耳，只要一角钱，如果取消派购，可能就会涨价，群众就会议论纷纷。后来还是决定，木耳不列入派购范围，黄花菜也不列入。类似这样的难题不少，因为30年来大家都习惯了，只有一种价格。
1983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商业部的报告，将商业部主管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46种减少为21种，调下来的25种降为三类，实行市场调节。1984年7月，商业部管理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21种再次减少为12种。1985年初，国家正式取消了实行30余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
刘毅说，这个变化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对农副产品流通实行放开政策，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好形势。同时他认为，在坚持开放搞活的方针下，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而长期短缺的商品，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有必要实行“双轨制”，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促进市场发育和减少转轨震荡的比较现实的选择。
对此，刘毅传记作者岩峤认为，双轨制试图避免风险，却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如果1985年开始尽力去缩小而不是扩大这种双轨制，也许会更加有利。
同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怎样看待商品经济，争论尤其激烈。岩峤认为，在国家总的改革方向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逐步转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商业部无论怎么去做，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国旅体制改革
1988年3月20日，刘毅接到中组部部长宋平的电话：“你的工作，经过商量，到国家旅游局去。这个工作现正发展，投资多，和商业接近，你去吧。”
5月，刘毅正式到任。
在全体干部职工见面会上，国家旅游局政策规划司年轻干部肖潜辉第一次见到了刘毅。他觉得刘毅很随和，话不多，但每句话都很实在，很有格局。
刘毅一上任就启动了国旅体制改革。肖潜辉回忆，那时针对国旅体制改革问题的争吵十分激烈。国旅总社与地方国旅分社名义上是一家，但互不统属。虽然各地已经成立了很多民营旅行社，地方政府还是会把一些重要业务交给当地旅游局直管的国旅分社。国务院要求增加市场竞争，刘毅上任后开始思考怎样在体制内创造新的竞争主体。
这年6月，国家旅游局召开了国旅体制改革座谈会，讨论组建中国国旅集团。会上，国旅总社提出了一个将各地国旅的外联权收归总社的方案，参会的九省市旅游局局长纷纷表示反对。刘毅说，听听学者的观点吧。
那时中国社科院财贸所青年学者魏小安在做“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课题，发表了几篇文章，对国旅体制改革提出了不同意见，因而也受邀参会。在魏小安印象中，刘毅小个子，带着浓厚的胶东口音，“眼光一扫，就压住台”。魏小安发言时，明确反对国旅总社提出的方案，他的理由很简单：这是“统购统销”。
第二天，一个新思路出台，在原方案的基础上，批准各省自建一个有自主外联权的海外旅游公司。这一下，地方旅游局局长们都很高兴地同意了。
魏小安有点看不懂了，觉得这不是改革。但后来他悟出，改革恰恰是以这样的方式推进的，即以增量拉动存量。
刘毅上任后，很快大胆任用甚至破格提拔了一批年轻干部。魏小安从社科院调到国家旅游局，成为政策法规司第一任政研处副处长。肖潜辉从副科级连提三级，成为院校管理处处长，后来又被提拔为人教司司长。国家旅游局面貌为之一新，工作开拓之风大盛。
肖潜辉说，在刘毅任上，国家旅游局的建树是很突出的，特别是在整个行业管理体制的搭建上，包括怎么管理酒店、怎么管理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旅游行业中怎么去实现，刘毅的作用至关重要。
当时中国旅游行业最薄弱的是酒店，只有招待所而没有现代酒店，也没有与之匹配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和管理理念。肖潜辉回忆，这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就是在刘毅任上。随着酒店在国内越建越多，刘毅发现人才和管理跟不上，就要求加大对酒店管理人才的培养，包括在职职业经理的培训。他提出，要成建制地培训酒店管理团队，因为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团队是需要有共同土壤的，这样酒店管理才能发生根本性转变。
1995年11月，刘毅正式退居二线。他在与大家告别时说：“我当了50年干部，今天实现了不干。过去有什么好事，留个念想；有什么得罪，不要往心里去。”
刘毅曾告诉传记作者岩峤：“上面不满意的时候，主动申请辞职；到了‘二线’任职年龄的时候，主动申请退职，就是我的清醒选择。”
魏小安说，刘毅这一代人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在战争时代进入，在建设年代成长，在改革开放时期发力。刘毅的几位“老伙伴”魏小安大都接触过，都是思想解放，工作开放，干工作都有一套，政绩突出，同时个性鲜明，争议偏大，但是都能平安着陆。
一次在广州，刘毅约任仲夷吃饭谈笑。一次在深圳，他约梁湘吃饭。魏小安在另一桌，不知他们谈些什么，只看到满堂欢笑。
魏小安每年都和刘毅见几次面，有时与原商业部的人一起，有时与原旅游局的人一起，肖潜辉也常参加。有次魏小安提议，每人说一件当年与刘毅“干仗”的事情，发现人人都有故事。刘毅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些事他一件都不记得了。
魏小安自己的故事版本是，1993年，他作为旅游管理司司长参加局长办公会议，有一次和刘毅一句一句顶起来了，最后刘毅一拍桌子，说不开了，散会。魏小安留了下来，为自己的态度道了歉。刘毅笑着说：“我有一个道理，谁都不愿意得罪领导，敢跟领导干仗的一定是对工作负责任的。”不过他又说，“你也得给我留点面子嘛，有什么意见底下沟通好，再上会，何至于如此被动？”
弥留之际，刘毅交给秘书蒋正鸣一份名单，委托他依次给名单上的人打电话，表达想念和感谢，还有祝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