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的礼堂内，灵堂显得简单质朴，房间中央的遗像上，一位大眼睛、留着齐耳短发的老人展露着开朗的笑容，一如照片四周盛放的百合花。人们手持白菊，赶来祭奠他们心中的这位“乐先生”。2024年7月27日，北京大学发布讣告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乐黛云因病医治无效，于当天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在北大校园，乐黛云本身就是一个传奇。17岁“离家出走”到数千公里之外的北大读书，远离学术圈近二十年后重新站上讲台，全力开创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发生在她身上的每一件事，似乎都需要超人的勇气才能完成。她与丈夫、哲学家汤一介六十多年的相濡以沫也为学生们所称道，多年来，遥望他们在未名湖携手散步的背影，也成为一代代学子心中美好的寄托和向往。
向上的生命热情，关怀他人的积极性格，是乐黛云在诸多社会贡献之外最大的人格魅力。乐黛云的“80后”学生、中国社科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锦记得，十几年前，她刚刚成为乐黛云的博士生，二人通信时谈到过读书和做学问的心得，那时乐黛云的回信中有一句话，让年轻的她特别震撼，这句话就是“我们可以一起为人类做些好事”。终其一生，乐黛云都在践行着这句话。
“都说老师是学生的燃灯者，乐老师就是我的燃灯者。”乐黛云的学生、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戎女，这样形容她在乐黛云身上所受到的感召。从重回讲台开始，乐黛云就一直在学术圈驻守，用身为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和责任感，和她充满人情味的人格魅力，守护着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成长。她是一位学术大家，更是一位颇具传承精神的“师者”。
思想超前的校园“燃灯者”
如果你问一名20世纪80年代在北大中文系就读过的学生，是否听过乐黛云的讲座，他多半会给你肯定的答案。而且他多半还会告诉你，他脑海里很多外国文学的启蒙知识，都是来自乐黛云的课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就曾回忆，她在北大读书时，乐黛云的课堂和讲座现场永远挤满了求知若渴的学生。当年，为了聆听乐黛云的学术报告，她也曾挤坐在一个狭窄的窗台边缘，侧耳倾听。当她听到乐黛云用尼采的日神说和酒神说来解读当代文学作品时，会为这种全新的思路感到震撼，深深陶醉其中。“大概与我同代的学者，没有一个不追随在乐老师的麾下。”在一次演讲中，戴锦华动情地回忆。
陈戎女1999年起开始就读乐黛云的博士生，在她看来，有影响力的不只是乐黛云的课堂、讲座，乐黛云和学生们的日常交往甚至谈话，都是她强烈个人风格的体现。陈戎女觉得，乐黛云对社会的发展和新趋势非常敏感，经常在研究中加入她对当代社会的最新思考。比如在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之后，乐黛云立刻会去思考恐怖主义的文化冲突是如何形成的，并马上鼓励学生们讨论这些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她也会经常将新产生的想法和丈夫汤一介、学生们，以及国外的学者好友们交流、沟通。到了晚年，她还会去聆听自己感兴趣的讲座，在笔记本上一字一句记得很认真。“她不是一个关着门，只建构一个玄妙的思维体系的那种人文学者。”陈戎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能够将自己的课堂和讲座变成“校园传奇”，这其实是乐黛云从未想到过的事情。当初，她能够回到讲台，仅仅开始于一次偶然的安排，甚至仅仅是一次“任务”。那是在1976年前后，北京大学突然来了一批留学生，当时，学校急需一位老师为他们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这件事，最终落到了因为被划为“右派”，远离讲台多年的乐黛云身上。当时，因为环境的封闭，对外交流在校内已经成为没有人能掌握好的任务，而出于一名教师的责任，也出于一种对新鲜事物的尝试，乐黛云接手了这个任务。
此时，北大曾经带给乐黛云的激情、理想和熏陶，也在她的记忆中浮现出来。1948年，乐黛云考入北大，北大教授沈从文看中了乐黛云的入学考试作文，将她的志愿从英文系改成了中文系。这个改动也恰好契合了乐黛云的喜好和天性。她曾经用“博学高雅，气度非凡”这八个字，形容她打过交道的那些名师。读大一时，她最喜欢的课程就是沈从文的国文课和诗人废名开设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课。沈从文从不用别人选定的课本，只推介自己喜欢的作品给学生。他每两三周就要开一次作文课，会在作文课上选出他认为优秀的段落，细细地分析给同学们听。废名的课堂风格更为“意识流”，他常常自言自语，沉浸在诗意的遐想中，也带着学生一起神游四方。用乐黛云自己的话说：“它（废名的课堂）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一般人所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应’和‘共鸣’。”当年在课堂上经历的自由、感应和共鸣，一直存留在乐黛云的脑海中，即使日后陷入精神上的困顿，她也没将这些记忆抹去。
她接下给留学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文化上百废待兴，大学教育也比较僵化，她也想像当年的大师们一样，真正给学生们介绍一些自认为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她开始重新研读鲁迅、茅盾的作品，也开始大着胆子教授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所谓“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她自认为英语水平有些荒废，但还是尽力用英语和学生们沟通。就这样，和留学生们的充分交流，也开阔了乐黛云的眼界。她发现，只讲中国文学已经“讲不通”了，因为在很多重要现代作家的作品中，她都读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和痕迹。
后来，乐黛云在鲁迅等人的作品中听到了德国哲学家尼采“声音的回响”，并写出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这篇甚至有些“大逆不道”的论文，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在那时，哲学家尼采还是新中国学界的一个禁忌，没有人敢于打破。而更重要的是，这篇论文也涉足了一个复杂的跨学科领域：比较文学。这是一门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学之间开展跨文化考察的学科，它强调的是文化上的求同存异，以此建立起文化文明间的友好对话。而在当时的中国，发展这样一门学科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研究、教学的过程中，乐黛云和更多的外国留学生成了朋友，从彼此身上获得了很多从未了解过的东西，她认识到了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开始更多地向这个领域挖掘。
如同黑夜里的一点火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和乐黛云一起参与到“比较文学”这个新兴的领域。1981年，比较文学的发源地——哈佛大学旗下的燕京学社邀请乐黛云出国访问，后来，她又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也是在1981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季羡林和钱锺书任会长和顾问，乐黛云担任秘书长，负责具体事务的操办。1984年归国后，乐黛云开始提议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专业。很快，她在深圳大学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比较文学专业正式在中国建立。也是从那时起，乐黛云开始奔波在全国各地，不只为北大、深大的学生授课，也在全国向更多的文化从业者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
那时，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到达了顶峰，乐黛云的“讲坛”成了全国年轻人最向往的课堂。无论她在哪里办讲座，都座无虚席。当时，有人在讲座举办地附近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宁可打地铺也要来聆听她的讲座。而由乐黛云一手操办起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直接或者间接地让很多学者受益。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就曾提到，多年前，他曾写过一篇广受好评的论文《关于鲁迅的〈故事新编〉和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实际上，因为比较文学领域学者在这个方面有大量的译介，才让不会使用德语阅读布莱希特材料的他，写成了这篇论文。
革故鼎新心在野
用现在的年轻人流行的话说，乐黛云是一个标准的“E人”：健谈、活泼，对新鲜事物有着用不完的热情。她在北大的家中总是宾客盈门，同行、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络绎不绝地前往拜访。时代华文书局的副总编辑陈丽杰就感受过这种热情激励。当时她为乐黛云和汤一介夫妇编辑了他们的一套图书，也曾几次登门看望她。这套书做成了三本面向大众的文学读物，算是乐黛云在学术之外面向年轻人写作的一次新尝试。乐黛云对编辑们的这份尝试一直抱着鼓励的态度。陈丽杰还记得，当她把设计精美的图书拿给乐黛云看时，乐黛云就用那种好听的南方人口音夸奖说：“书，做得挺美的。”
哪怕已经到了晚年，乐黛云仍对新事物有着年轻人般的热情，也愿意亲自动手尝试。乐黛云的学生张锦曾经提到乐黛云的一件趣事：有一阵子，乐黛云对网络媒体兴致高涨，想学习自己操作。有一天，在张锦的帮助下，乐黛云将自己的银行卡都做了网络设置。没想到，她很快学会了网上银行的操作，还自己给装修队汇去了装修款。这些操作对于一位80多岁的老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锦觉得，乐黛云对新事物有一种“欲求”，她从来不拒绝参与进最新的生活当中。
求新求变的精神，一直是乐黛云身上最显著的标志。正如她勇于第一个“吃螃蟹”，选择教授留学生、研究比较文学一样，在很多次的人生选择中，她总是勇敢地选择那条没有人走过的路。1948年，17岁的乐黛云被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名校录取，但当时时局纷乱，保守的父亲希望她留在本地读书，最多只能允许她去南京。但最终，她还是带着母亲给的十块银圆，偷偷踏上了去北方的路程。因为老家没有火车，她必须先到柳州转乘，中途要寄宿在环境很差的廉价旅馆，抵达武汉之后，她才能和很多来自南方的同学结伴，乘船经上海、天津去往北京。路途辗转，这个家境优渥的少女居然没有太多不愉快的记忆，因为她知道，在这座陌生的北方城市中，有着她“所向往的光明”。
对北京和北大的向往，也来自父亲早年间的影响。乐黛云的父亲家境富裕，酷爱文学，也和北京大学有着不解之缘。他年轻时曾千里迢迢从贵州进京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一气之下就留在了北京，当了四年北大英文系的旁听生。后来他对时局失望，思维变得保守。回到贵州成家立业后，他将所接受的西方式教育都传给了乐黛云。从小，乐黛云就记得父亲爱读华兹华斯和济慈的诗歌，还带她唱英文歌、跳西洋舞，还送她去学钢琴，致力于让她在温和、宁静的环境中长大。
尽管备受家庭的呵护，但从母亲身上，乐黛云又获得了一种独属于当时女性的坚韧和勇敢。乐黛云的母亲是师范学院艺术系的校花，酷爱艺术和文学，只是突如其来的婚姻打断了她继续在艺术领域深造的计划。在乐黛云眼中，母亲嫁给父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家道中落的不得已。因此，母亲才致力于支持乐黛云的学业发展，让她去当地最好的中学读书，并时时提醒她要自立、自强，不能依附于男性。母亲这些思想上的教化，都在乐黛云身上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一切，促使她的心开始偏向北方那所位于红墙绿瓦间的大学，想要去那里参与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
在“尝新”的过程中，乐黛云当然感受过现实的严酷。1958年，在北大担任助教的乐黛云和几位年轻教师一起，想在北大中文系的文学教研室办一本学术刊物，专门发表年轻人的文章。结果，包括她在内的所有参与创办刊物的人都被定性为“右派”，下放农村监督劳动。这让学业事业一直顺风顺水的乐黛云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后来，挫折接踵而至，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起了作用，在自然天地之间，只有体力劳动的生活，竟然对乐黛云产生了别样的吸引力。那时的她，“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低吟浅唱，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随遇而安。多年后，乐黛云甚至成为体力劳动的“一把好手”，摔砖、盖草棚这种强体力劳动对她而言都不在话下。
不过，那段不能畅快学习和研究，也必须与家人分离的日子，终究是一段“痛苦而惶惑的岁月”。但最终，体内那股坚韧的力量保护了她，她始终保持了对新生活、新事物的向往。让她在一切恢复正常之后，依然保有当年的热情和灵气。
情感的力量
陈戎女和张锦在回忆自己成为乐黛云学生的经历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幸福”这个词。作为细腻敏感的女性学者，她们从乐黛云身上能感受到的，已经远远超越了学术乃至思想的范畴，更多的是一种气场和性格的浸染。陈戎女提到，她已经记不得乐黛云曾经帮助过多少人。学生们甚至担心她会上当受骗，但她还是本性难移，一如既往热情地想要帮助人。这让陈戎女在做了高校老师之后，也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受到了乐黛云的影响，在她看来，随手帮助学生做些事，多操一点心，也是“天经地义”不需要解释的事情。
这种对于家人、朋友的人情味，是乐黛云身边的好友时时刻刻感受着的，他们也意识到，乐黛云对新思想的包容接纳，她的学养和气度不一定来自书斋，反而是来自她的“重情”，来自她对人类情感的充分理解。2021年5月，在为乐黛云的自传《九十年沧桑》召开的研读会上，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的好友和后辈学者洪子诚曾谈到自己的观察。“有一次聊天的时候，乐老师说，她跟汤先生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都要到西餐厅去用餐。我后来慢慢知道，乐老师不光是观念的新，概念的新，而且是有着一种非常生活化的、人情、人性的支持，这也是她拥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老友们所提到的这种牢固的夫妻关系，确实是乐黛云人生中的重要支撑。这段浪漫爱情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大校园，乐黛云外向活泼，直来直去，汤一介冷静儒雅，严谨保守，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差异中，两个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有趣的是，两个人对坠入爱河的过程的描绘，也体现出这种性格上的差异。曾有人问乐黛云，两个人当年到底是谁追的谁。乐黛云的回答颇为幽默：“当年追他和追我的人都不少，但是我追的他。”而在汤一介的记忆中，一切是缓慢发生的。有一次，乐黛云借给他一本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并说她在书中体会到了一种深深的、对人类的爱。汤一介读完这本书后，也感到自己受到这种热情的感染，并爱上了这个热情、开朗的女孩。
两人性格迥然不同，但在艰难时期都曾互相照应。晚年，他们更是携手相伴，交流最新的思想和思考。学生们也习惯了他们这种“你中有我”的生活方式。张锦曾提到，因为乐黛云夫妻俩长时间在一起相处，她偶尔也能获得汤一介的指点，和他探讨问题，这让身为学生的她觉得格外幸运。她每次陪同乐黛云出门，汤一介还要开玩笑地叮嘱她：“我可把乐老师交给你了。”十几年前，汤一介的身体先于乐黛云变得衰弱，那段时间，张锦也能清晰地感觉到乐黛云的担心和焦虑。
如今，乐黛云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今的世界，也早不是乐黛云年轻时的样子。但陈戎女说，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认知，这些认知多多少少都与乐黛云有关。“从老师那里，我学到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她始终觉得，在老师身上获得的东西，当然始于课堂，但远远不止于课堂。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她们这些学生，仿佛都继承了乐黛云性格的一部分，并将这样的“师承”传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