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净，独特，有一个浪漫的开头。”伍迪·艾伦曾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纽约曼哈顿。
事实上，至少对上世纪80年代而言，曼哈顿并不浪漫。1980年12月8日夜，约翰·列侬从纽约中央公园西路对面的达科塔公寓走到公园里时遭人枪杀，仿佛是对80年代纽约的一个预言。
不友好的缪斯
纽约始终有中央公园的绿洲、高举火炬的女神、林肯中心的交响乐、第五大道的蒂凡尼，站在倒映天光的玻璃幕墙摩天楼下向上看，脖子似乎总要被扭断；中城的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楼、洛克菲勒中心的灯光彻夜不熄，上城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美术馆里，总会有看不完的展览，“世界十字路口”时报广场上千块绚丽夺目的电子广告牌照亮城市上空——纽约这座“欲望都市”，始终狡猾而性感。
如果说曼哈顿上城是纽约历史变迁和文化的见证，那么作为这座城市发源地的下城，就是城市艺术策源地。如今，这里既是金融和法律中心，也是各大艺术画廊云集之地，SOHO、格林威治、东村更是网红街区，自有一种混杂的迷人气息。而在上世纪80年代，在摄影师彼得·于亚尔的镜头中，它却成为一个濒临破产、破败不堪的巨型都市：他在1985年拍摄的《垃圾，纽约》中，如实呈现了下城空空荡荡的街道、成堆的垃圾与破旧无人的公寓——虽然华尔街的繁荣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表征之一，但从70年代末开始，深陷经济衰退泥淖的纽约就徘徊在破产边缘，中产阶级陆续迁往郊区，将破败的市中心留给寻找低廉住宅的新移民和艺术家群体。
“那是前朱利安尼时代，没人介意你在挤满了人的空间里表演时用火作道具。”艺术家凯尔·德·坎普曾这样说。越战带来的迷失、艾滋病的流行与随之而来的歧视、经济的衰退，让美国社会在80年代一反之前抗议运动频发的氛围，迎来了一种“普遍的保守主义”：以里根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客希望美国能恢复过往的荣光，传统宗教价值与伦理道德试图取代平权观念、女性主义文化和性解放潮流，而现代主义的实践已经失败，就如麦考密克所言，“一切都在没落之中”。
“没落”的纽约已经颓败不堪，抽象表现主义的幽灵还在下城的垃圾堆中游荡，而在被遗弃、被忽视的城市“真空”中，显现出了新一代艺术家的非凡能量：在艾滋病危机、城市快速士绅化和消费主义高速起飞的背景中，纽约成为下城艺术群体创作的主题、布景与素材，他们在城市空间中涂鸦、在城市景观中表演、用垃圾桶盖作画布，甚至用城中居民作材料；在纽约这座“缪斯之城”中，他们试图超越现代主义者那些未兑现的允诺——当然，这位“缪斯”似乎并不友好。
敞开的自身
位于中央公园东南侧的中央火车站，是一个人车川流不息的精美殿堂。上世纪60年代，这里是梦露展示性感的橱窗，70年代，超人在此盘旋飞翔，80年代，它化身罗伯特·德尼罗午夜狂奔的跑场，更是众多纽约客落脚曼哈顿的重要一站。
1982年，从旧金山唐人街已到纽约10年的华裔—拉丁裔艺术家黄马鼎搬到下城，以卖画和充当夜间看守为生。他画下《夏普和多蒂》，展现情侣身处摇摇欲坠的建筑和碎石瓦砾之间，在废旧沙发上相拥的温情瞬间。这件作品被评论界认为提炼出了城市破败景观的精髓，并“暗示着新生的可能”。
“马鼎的街角，即斯坦顿街和里奇街口，是犹太人、波多黎各人、亚洲人，毒贩、朋克和占用空屋者的部落飞地，这种复杂的环境滋养了他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对话。”涂鸦艺术家亚伦·“夏普”·古德斯通说。
黄马鼎的时代向前回溯百年，曼哈顿在老照片里几乎一览无余，但渐渐，我们从东侧的布鲁克林区和西侧的新泽西，隔伊斯特河与哈德逊河，都再也看不到它的背面——下城沿河的金融区，越来越多的高楼遮住了它。而在高楼的“背面”，创造力从下城的四面八方野蛮生长起来。
从中央火车站，沿时报广场延伸出来的百老汇大街斜向南下——阳光灿烂但空无一人的百老汇，曾让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笔下《曼哈顿中转站》的艾伦·撒切尔“觉得有种幸福的感觉在体内像火箭似的爆发出来”——就到了被称为“西村”的格林威治村。在这个街区的白马酒馆，1953年秋天，迪伦·托马斯一口气喝下据说18杯纯威士忌后酒精中毒死亡；他的名言“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似乎鼓舞了30年后的艺术青年们。
如今的格林威治，仍然被华盛顿广场、纽约大学、画廊、酒吧、咖啡馆和餐厅填满——华盛顿广场南侧，是“天才之家”洛布学生中心，德莱塞、欧·亨利、尤金·奥尼尔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再向南，麦克杜格大街130号和132号，“小妇人”路易莎·M·奥尔科特曾居住于此……
格林威治之南，东西向的坚尼街将SOHO与翠贝卡分开，这里都有着可爱咖啡馆、小食铺与精品店，更出名的是这里高不过五六层、防火楼梯暴露在外的褐砂石建筑，那些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褐砂石，自从19世纪40年代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一带被使用以来，每每在深秋时节为纽约带来令人无法忘怀的浓郁猩红印象，甚至滥用得被唾弃为“巧克力佐料”。
“巧克力佐料”至今仍然是纽约的名片，它也存在于黄马鼎的作品中。百多年过去，砖墙外依然是曲曲折折的防火梯，住在其中的仍然是姿态万千的纽约客。街区的路旁停满汽车，安静少人，墙面和邮筒上仍满布涂鸦——那是来自80年代的艺术回响。
今日是今日
“冲突层见叠出，无穷无尽，却将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这是黄马鼎所记录的下东区，在东村又何尝不是此番景象。上世纪50年代，东村迎来自己最早一批艺术居民，德国人、犹太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让都市游牧生活在东村、下东区、小意大利蔓延开来，30年间，“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朋克文化，奠定了东村的疯狂、自负和蠢蠢欲动。
80年代初期，东村是曼哈顿治安最差的区域之一，然而正是帮派成员和毒品贩子所制造的混乱与无序，给了年轻艺术家和许多独立空间以无限可能——30年后，下城年轻人还在践行着凯鲁亚克式的生活方式。
如今下城的艺术氛围仍然浓郁，这里还是先锋艺术家工作室、咖啡馆、风味餐厅、网红复古商店的聚集地。包厘街两侧五六层的褐砂石建筑，随处可见老旧与破败的痕迹，似乎在诉说着下城的往事；当代艺术新博物馆则像六只大盒子垒成一摞，站在它的露台之上，眼前是下城充满年代感的街巷，远眺则是金融区的摩天高楼——那些遮蔽了下城的地标们。
诸多艺术“痕迹”已经不复存在，但人们还会来到此地寻找那些逝去的记忆瞬间——这里不仅曾有艾伦·金斯伯格与威廉·巴勒斯的高谈阔论，吉姆·莫里森制造的“难听”音乐，帕蒂·史密斯朗诵兰波、布莱克、波德莱尔的声音，还有同性恋、异装癖、变装皇后与嬉皮士的传人——在落魄中保持颓败的悲观主义，但又异常倔强地探索着希望。
当年曾经历了东村“辉煌岁月”的人们，至今仍会认为东村精神还在鲜活地绵延着，哪怕岁月悠悠，有些城中往事已经无法回头。
从未到来的未来
从包厘街的地铁站，辗转到世贸中心科特兰街车站，在2001年之前，从这个站点走出来的人们，会习惯抬头寻找“双子塔”以辨别方向。而在此之后，新建的世贸中心一号大楼和“归零地”，让这里的氛围与其他地方很不一样。
东村也曾是个氛围特殊的所在。1985年以后，下城已经从被遗忘之地变成了美国激进文艺复兴的策源地，当年11月，《纽约时报》报道了东村的艺术空间因经济和法律问题而被迫关张谢幕的消息：80年代后期，曼哈顿房租飞涨，艺术家、移民和工薪阶层的社群岌岌可危。
那些下城曾经的邻居们，哈林、沃霍尔、沙夫、巴斯奎特……创作的黄香蕉、线框小人、会笑的糖豆、戴王冠的恐龙，在优衣库的T恤上重新集合在一起，重新触碰到大洋彼岸的人们。当“下城”的当代艺术进入“上城”，走入MOMA和古根海姆，成为西百老汇大街上设计师品牌店的灵感来源以及时尚产业的新主题，“下城”与“上城”二者南辕北辙的价值观也在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中被逐渐调和，而成为纽约都市记忆的一部分。
自此，下城所有的“喧哗与骚动”，全都被仅有111个街号、长约450米的华尔街所让人联想的“贪婪是好东西”所取代——而在华尔街与白厅街斜交的百老汇大道旁，那只由意大利艺术家迪·莫迪卡创作的动感十足的公牛，仿佛已成为“金钱永不眠”的纽约图景的唯一代言。
纽约无论何时，都在鼓励甚至强迫人们与生命冲撞——直至生命的尽头。中央公园西侧的草莓地仍在纪念列侬。这绝非一个浪漫的开头，而只是城市无可逃避的流动时间中的一瞬。对有些城市而言，流动的时间只是无情地抛却过往，而纽约，哪怕它走得更匆忙，也在试图挽住自己的旧日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