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泰晤士河都是一条相当完美的河流。她全长仅346公里，几乎全部位于伦敦都会区及其辐射范围内。其源头科茨沃尔德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国家风景区，向来以田园风光和中世纪水乡村庄而著称，被称为英国的“心灵之乡”。其上游的泰晤士河谷地区流经牛津、雷丁、斯劳等城市，是英国M4高科技走廊的精华段，被称为英国的“硅谷”。
其中游的泰晤士都市段位于大伦敦区域，是伦敦这座世界城市最大的自然空间，见证了伦敦从古罗马至今的漫长建城史，河流两侧分布着伦敦塔、邱园、温莎城堡以及格林威治等众多世界遗产。泰晤士河下游的河口段则是大英帝国崛起时最重要的海上航运门户，如今是英国最主要的海洋和湿地保护区，还将是英国未来最大的生态再开发区域。可以说，大伦敦是因泰晤士河而诞生的城市，泰晤士河则是被大伦敦所塑造的河流。他们两者，是大河与大城的天作之合。
泰晤士河的完美不仅体现于美丽自然、繁华都会，还包括其承载的丰厚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不用说，泰晤士河曾催生了像《雾都孤儿》《远大前程》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泰晤士河口区在工业革命时曾遍布码头货栈，酒吧旅馆，是小说故事发生的舞台。泰晤士河也曾哺育出《柳林风声》《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柳林风声》的作者肯尼斯·格雷厄姆长期居住在上游的潘伯尼小镇，周边美丽的田园风光是其作品的灵感来源。
在艺术方面，威廉·莫里斯在泰晤士河畔的凯尔姆斯科特小村发起了工艺美术运动，他在乡村中重新学习传统编织技艺，在全世界最早表达了对批量化工业生产的反思。印象派的先驱约瑟夫·透纳以及克劳德·莫奈都画过很多关于泰晤士河的作品，据说印象派风格源自当时伦敦浓得散不开的雾霾。而在体育方面，从雷丁到特丁顿之间的河段，因遍布宫殿和城堡被称为“皇家泰晤士”。在此举办的英国亨利皇家赛艇会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赛艇活动，其历史比现代奥运会还要悠久。牛津、温莎、奇斯威克、格林威治……太多的人文历史层层累加在泰晤士河上，使其成为一条文化的河流，一个能代言大伦敦甚至英格兰的超级符号。
但出乎意料的是，如此完美的泰晤士河，至今仍是大伦敦发展失衡的一个象征。伦敦有句俗语，叫“来自河流错误的一侧”，用于表示伦敦不同地区，尤其是泰晤士河南北两岸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差距。泰晤士河北岸往往和财富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分布着大部分文化艺术设施和旅游景点。而南岸历史上是工人阶级的居住区，分布着伦敦的大部分妓院和监狱，包括臭名昭著的克林克监狱。
以居民家庭年平均收入为指标，泰晤士河两岸总体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特点。伦敦从事高级管理、行政与专业职业的居民主要居住在河流上游的里士满、旺兹沃思、金士顿以及北岸的金融城等区域，这几个区域的家庭年平均收入高达70000至100000英镑。而与金融城一河之隔的南岸区域，包括南华克、格林威治等地，家庭年平均收入均在30000至60000英镑之间。泰晤士河东部的河口区，甚至是全英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例如与金丝雀码头CBD相邻的纽汉、巴金等地，家庭年平均收入不足42000英镑！
除了人口统计，有一个指标能特别直观地展示泰晤士河南北两岸的发展失衡——伦敦的地铁系统总共有272个车站，然而在泰晤士河南岸仅有33个车站。YouGov网站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泰晤士河南岸居民前往北岸的可能性，是北岸居民前往南岸的两倍。
从失衡中谋划一个超级机会区
泰晤士河“北强南弱”的空间失衡有其历史源流。公元50年左右，罗马人最初选择了在北岸修建包括神庙、剧场在内的罗马伦敦。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公元5世纪后，也选择在北岸修建定居点。此后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前，由于伦敦一直是各路海上征服者先后登场的百战之地，统治者一直延续了在河流北岸布局城市，并修建城墙防御体系的惯例。这一布局的背后有自然地理因素，因为泰晤士河受潮汐影响很大，历史上的河床宽且浅。北岸地势相对较高，而南岸在历史上由一系列被沼泽覆盖的潮汐岛屿所组成。罗马人选择在如今金融城的位置布局城镇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是河床最窄处，只要在如今的金融城和南华克之间修建桥梁，就扼住了泰晤士河防卫体系的咽喉。
随着时光流逝，自然地理依然对伦敦的发展失衡带来影响。河流北岸的土质是粘土，修建地铁相对容易；南岸是富含地下水的沙质土，修建地铁的成本非常高。此外，伦敦跨泰晤士河的桥梁分布也非常不均衡。大部分桥梁分布在伦敦塔桥以西，东边的过河通道只有三条地下隧道以及一座伊丽莎白二世大桥。这是因为伦敦塔桥下游的河流宽度从250米左右快速增加到600米以上，加之为了保障货轮通行必须保证桥梁的高度，导致修建成本过于高昂。看起来，泰晤士河两岸的发展失衡似乎有其充分、客观的理由。
然而，伦敦的城市规划史给出了南北失衡的另一个答案：那就是伦敦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规划路线失误。1666年的伦敦大火以及此后工业革命时期的严重污染，似乎在英国规划师的脑海里留下了“反都市”的思想烙印。历史上伦敦的城市规划有三个思想源流，其一是以约翰·伊夫林、阿斯顿·韦伯为代表的皇家规划师，他们较早萌生了生态环保及规划管制的意识，提出了在城市外围设置花园带的想法。其二是由帕特里克·格迪斯等人发起的有机规划学派，注重生态保护及提升人居环境，主张通过修建一百个新城来疏散伦敦人口。其三则是以英国现代建筑研究小组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学派，主张打破环路同心圆布局，建立以绿带隔离、产城融合的带状城市单元。这三种思想的集大成者，就是1944年由阿伯克隆比制定的大伦敦规划。
除了广为人知的通过绿环限制城市无序蔓延之外，该方案主张疏解中心城区50公里范围内的工业并限制人口增长，沿着放射性的高速公路轴带，分别在距中心城区30公里、50公里处布局若干个40-60万人口规模的新城。而在此后的规划实施中，大部分新城都位于伦敦北部，位于南部的仅有1947年启动的克劳利新城。因此，泰晤士河南部成了这一规划思路的牺牲品——不但一直是历史上的发展洼地，还在战后重建中丧失了重新导入产业和人口的机会。此后，1960年的伦敦规划评估曾提出修建4条绕城环线，用于强化南北两岸之间的联系。但由于居民的反对，第1、2、3环的南半段至今仍没能实施。
1963年，彼得·霍尔在专著《伦敦2000》中，批评了阿伯克隆比试图限制中心城区增长，将人口迁移到伦敦北部的做法。彼得·霍尔认为随着伦敦的发展，人口和就业向东南部的迁移是不可避免的。这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有利于缓解因房价高昂而日益突出的居住问题。霍尔的观点在规划界引发了激烈争论，推动了伦敦中心城区的规划逐渐从“限制增长”向“管理增长”的转变。1986年设立的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LPAC）是第一个特设的大伦敦规划协调机构，具有较强的跨党派、学术型特征。在1994年发布的《伦敦战略规划建议》中，该委员会首次提出了伦敦的“世界城市议程”。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强化伦敦中心城区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文化中心的地位，适度放宽都市再开发的限制；同时应在东部、南部培育次级中心，推动创新产业发展。《伦敦战略规划建议》的空间框架实际上是以泰晤士河为中心展开的——向西重点保护泰晤士河上游的生态和文化遗产，连通希斯罗机场；向北重点发展利河河谷，连通剑桥、卢顿等城市；向南重点发展万德尔河谷，连通彼得·霍尔建议重点发展的克罗伊登；向东重点发展泰晤士河口区，提升其战略定位为“泰晤士门户”，并将金丝雀码头等东伦敦区域的再开发作为近期实施重点。
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尤为注重泰晤士河沿岸的开发，认为通过整合滨水空间与历史遗产，可以提升伦敦作为世界城市的形象。在有序推动中心城区再开发、打造世界城市的新目标下，《伦敦战略规划建议》以及此后陆续发布的《伦敦规划》都在城市中指定了若干“机会区”，作为导入产业和人口的重点。这些区域通常位于棕地或交通枢纽周边，可以通过集中投资和规划引导，焕发出显著的发展潜力。最新发布的《伦敦规划2021》共指定了47个机会区，其中有14个位于泰晤士河以南，6个位于东部的利河河谷，9个位于东部的泰晤士河口区。再比如，伦敦的中央活动区（CAZ）是伦敦建设世界城市的标志性区域，贡献了伦敦将近1/3的就业岗位以及英国将近10%的GDP。
而在伦敦CAZ计划重点发展的12个产业集群中，有5个布局在泰晤士河南岸，其中涵盖了巴特西电厂、滑铁卢车站、班克赛德等近年来新兴的城市更新片区。在新的规划思路下，泰晤士河“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失衡，反而成为了大伦敦潜在的发展机遇。伦敦现任分管文化创意的副市长贾斯汀·西蒙斯表示，泰晤士河有40%的岸线都位于伦敦的机会区内，其再开发对于伦敦人民来说是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她认为，泰晤士河能在整个城市的尺度上推动伦敦发展——包括加快南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私合作的城市更新，吸引全球创新创意机构，串联起多元化的国际社区，打造吸引全球游客的文旅磁极，塑造丰富的城市休闲生活等等。正如泰晤士河造就了历史里的伦敦，她还将继续塑造未来的伦敦。
以一套机制凝聚流域发展共识
说实话，自从上世纪60年代彼得·霍尔呼吁伦敦应该跨河向东、南发展以来，泰晤士河再开发的推进速度相当缓慢。其中固然有工程建设成本过高等客观因素，但主要的原因是行政协调不足，利益主体之间难以达成共识。1965年，英国才组建了大伦敦议会，是首个在伦敦都市区尺度上开展规划协调的机构。此后由于政党斗争，撒切尔夫人在1986年废除了大伦敦议会。伦敦都市区的空间战略改由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LPAC）负责，但该委员会仅仅是一个缺少行政效能的跨党派咨询机构。直到2000年，大伦敦政府成立，重新建立了面向整个都市区的战略协调机制。
问题是，大伦敦政府主要负责制定都市区的规划——包括战略规划、交通规划、住房规划等，并负责管理交通、警务、应急消防等需要跨行政区协调的公共事务。伦敦的32个地方自治市仍然拥有绝大部分的行政权力，包括财政税收、制定规划以及开展审批。此外，英国还是最早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的国家，泰晤士河的水务、基建等项目大多已交给社会资本建设运营。因此，推动泰晤士河再开发的难度不小，要协调好政府机构、地方议会、社会团体、私营企业之间的复杂诉求。
既然是协同不足的问题，自然要先从机制破局。大伦敦政府成立后，通过《伦敦规划》牵引下的战略协调机制，强化了“愿景驱动”的共识构建过程。通过公众参与、协商机制、协同治理、透明度提升以及法律框架的支持，有效协调公众利益并推动政策的形成。在此前的决策过程中，目标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代表政策制定群体的执政思路。但问题大多是“自下而上的”，体现了建设运营主体及本地社群不同的发展诉求。二者天然面临“站位和视角不同”的矛盾，从战略到行动难以做到“上下贯通”。历史上，英国逐渐形成了一套清晰透明的决策制定流程，通过规划指引、社群参与以及定期磋商等机制，让多元主体之间更容易达成共识，并最终催生出兼具政策和传播属性的发展愿景。
一方面，这样经公开决策流程产生的愿景“上下贯通”，更有可能成为跨越不同主体、目标和问题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愿景是驱动战略制定和执行的源头，愿景指导战略，战略决定战术。因此尽管很多愿景文件并不具备法律效力，甚至并不是官方颁布的，但依旧能够产生实际的影响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阿伯克隆比的伦敦规划报告其实并不是法定规划，但这并不影响它对法定规划产生巨大影响。近年来，围绕泰晤士河再开发出台的《泰晤士愿景2050》《泰晤士文化愿景》等文件，也都体现了愿景驱动的实施策略。在泰晤士河全流域的尺度上，《伦敦规划》主要通过“泰晤士河政策区”机制，提升流域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协同。在最新的《伦敦规划2021》中，其总体目标是时任伦敦市长萨迪克·汗所提出的“良性增长”理念。
在“良性增长”的九大分目标中，前三个分别是“包容式发展（扭转失衡）”、“土地最佳利用（棕地开发）”以及“建设健康城市（环境改善）”，都与泰晤士河再开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伦敦规划2021》在第九章提出愿景：河流是城市的“可持续基础设施”，而非单纯的自然生态空间——包括泰晤士河在内的伦敦水系，应最大化其社会、经济及生态价值，发掘河流在客货运输、城市更新、市容提升等方面的机会。为了破解行政碎片化困境，《伦敦规划2021》将泰晤士河划分为较大尺度的政策区，每个政策区都跨越南北两岸的多个自治市。在后续规划建设中，各自治市应立足政策区整体目标，与相邻的自治市充分协商、共同开展行动。例如，泰晤士门户区就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政策区，它横跨伦敦、肯特、埃塞克斯3个郡、16个地方自治政府。英国环境署、伦敦港务局等相关机构希望将其打造为英国最大的生态区，将城市更新、生态保护、绿色产业等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伦敦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围绕“机会区”机制，通过长达数年的公开规划咨询流程，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机会区”最早由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LPAC）在1994年的战略规划建议中提出，主要意图是推动绿环以内老城区的再开发，此后各版《伦敦规划》都沿用了这一概念。机会区拥有更高的政策和开发优先级，其开发目标包括：增加就业、职住平衡、更高强度、便于通勤等。《伦敦规划2021》的47个机会区中，接近一半位于泰晤士河欠发达的南部及东部区域，其中包括继金丝雀码头之后英国最大的滨水开发项目皇家码头机会区。
皇家码头距离金丝雀码头仅3公里，与格林尼治半岛隔水相望，但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规划开发。2017年，大伦敦政府、纽汉区政府以及伦敦地方企业协会共同组建了皇家码头项目团队，启动该机会区规划框架（OAPF）的编制工作。2019年项目进入早期公众参与阶段，广泛收集本地居民对于区域发展的想法。2020年项目进入愿景及原则草案阶段，通过方案展示、社区会议、一对一面谈等方式征集建议，初步明确区域发展愿景。2022年项目进入最终方案意见征询阶段，听取各方对于区域空间战略和行动方案的具体建议，并进行方案修订。2023年伦敦市长正式同意皇家码头《机会区规划框架》，并将其转化为官方规划指引文件。在为期六年的规划编制过程中，本地企业、社区及居民关于“丰富青年友好配套”“打造区域商业中心”“促进从疫情中恢复”等意见，最终都体现到了皇家码头的整体愿景和空间战略中。
从跨流域政策区，到再开发机会区……泰晤士河共塑发展共识的机制，还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探索。但无论如何，作为伦敦的超级符号以及最重要的公共财富，让河流助力“包容式增长”，消除当前伦敦所存在的空间失衡，一直是各方始终不变的目标。巴黎塞纳河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颁布了《塞纳河利用宪章》，规定塞纳河两岸城市更新必须坚持公共性、生态性等原则。然而，泰晤士河却由于行政治理的碎片化，错失了上一轮城市更新所带来的机遇。泰晤士米德文化战略主管阿德里安娜·马克斯表示：“我们也需要一部《泰晤士宪章》，政府部门以及私人开发商应签署共识和约定，这种协同模式将是变革性的。”
以三大愿景从失衡中重塑增长
大的政策框架制定之后，伦敦转向解决泰晤士河面临的具体挑战，包括生态文化保护、市民可用性、城市再开发及洪涝防治等一系列已形成社会共识的问题。正如空间失衡在另一方面反而成为发展势能，解决问题本身就意味着创造未来的机遇。近年来，伦敦相关政府部门、企业或社会组织基于“愿景驱动”的思路，重点围绕生态、文化、产业等三大方面营造泰晤士河未来愿景，借此形成各方合力，重塑增长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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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愿景的核心是协助泰晤士河应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挑战，让伦敦市民能更好地了解和享受泰晤士河的自然美景和文化遗产。让河流“从不可用变得可用”，是扭转泰晤士河两岸空间失衡的底线要求。因为一条污染的城市母亲河难以发挥两岸空间纽带的作用，反而只会成为让市民远离的空间屏障。
如今，泰晤士河的生态环境又一次站在了亟待变革的关口。巴泽尔杰特爵士当初设计的排水系统是为500万人的城市规模设计的，但如今伦敦都市区的人口已超过1000万。尽管历经多次升级修缮，但整个地表水和地下管网系统已经不堪重负。英国最大的民营水务公司——泰晤士水务在2024年被曝光一直偷偷地往河里直接排放污水，导致大肠杆菌等严重超标，伦敦主要河流的水质无一达到“良好”标准。参加2024年伦敦牛津剑桥赛艇比赛的选手，干脆被告知不要把选手扔进泰晤士河来庆祝，否则会带来腹泻和呕吐的风险。
更让相关部门感到忧心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伦敦的平均海拔仅有24米，且市中心的泰晤士河为潮汐河段。随着极端气候逐渐增多，风暴潮、极端暴雨、极端干旱等事件，将给城市河道和水务系统带来压力。由此，伦敦于2018年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并于2024年发布了《水与伦敦的河流》报告，提出伦敦应重建“水基础设施”以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围绕这一愿景，伦敦近年来引入可持续生态规划理念，升级河流洪涝屏障，不断提升社区的参与意识。希望率先从生态入手，让泰晤士河从“不可用”变得“可用”，迈出扭转南北失衡的第一步：
- “对流”
文化愿景的核心是协助泰晤士河塑造整体文旅品牌，盘活当前丰富但散乱的历史文化资源，重新激活人气并导入消费。对泰晤士河而言，危机并不是问题太多，而是被年轻一代所无视。伦敦纽汉区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受访的400多名中学生中，有3/4从未去过泰晤士河。因此，让人们“从不关心变得关心”，是扭转泰晤士河两岸空间失衡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文化让人们“先知”而“后游”，才能激活泰晤士河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为河流再开发注入文化消费的持续动能。
泰晤士河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她是全世界唯一一条紧邻四个世界遗产的城市河流，伦敦的十大旅游景点中有五个分布在泰晤士河岸边。然而，泰晤士河的文化潜力并未得到完全释放，当前的文化活力不均、消费活动不足、社区参与度低。
另一方面，文化对于伦敦未来的增长至关重要。2025年，大伦敦政府发布了《伦敦增长计划》，指出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业竞争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伦敦的成功依赖于两大关键：前沿创新和服务贸易，两者均取决于伦敦能否吸引全世界的顶尖人才。伦敦自己总结的人才吸引优势依次为：活力文化、多元社区、世界美食、丰富夜生活、公园绿地以及优质教育。可见，发展高端产业要靠高端人才，但吸引高端人才则需要高品质文化及生活。
然而，随着全球创新人才的代际更迭，以及人工智能等底层科技范式的兴起，伦敦引以为傲的“老牌”城市生活环境，很可能变得不再受年轻人的欢迎。此时，泰晤士河流域的再开发，将成为重塑伦敦文化品牌和都市生活的重要契机。除了伦敦西区、南岸，《伦敦增长计划》特别指出了几个具备潜在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集群，包括伦敦东岸、泰晤士河口、巴特西电厂、史密斯菲尔德等区域，以上区域都属于泰晤士河发展薄弱的东部及南部。其中，先期启动的巴特西电厂改造不仅吸引了苹果公司打造工业风旗舰店，还撬动了美国大使馆新址来到南岸。可以想象，以文化为驱动的泰晤士河再开发，将有助于克服当前两岸文化活力不均、消费活动不足等问题，将东南部的发展洼地转变为未来的活力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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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愿景的核心是协助泰晤士河流域，尤其是东南部欠发达区域摆脱“产业空心化”的局面，重新导入生态绿色、高附加值的现代产业。让河流“从不赚钱变得赚钱”，是实现泰晤士河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只有通过产业带动就业，才能从根子上扭转泰晤士河的空间失衡。历史上，泰晤士河曾是一条流淌着黄金和白银的河流。从古罗马时期开始，泰晤士河就已经具备贸易和航运功能。1197年，理查一世为了给“十字军”东征筹款，用两万英镑的价格把皇家对于泰晤士河的相关权利卖给了伦敦市法团。自那以后，民间委员会开始在泰晤士河上修建船闸、纤道及相关配套设施，用于在潮汐河道中保证货物通行。从海上来的进口货物通过马车或驳船从伦敦港运往内陆，泰晤士河也因此成为一条重要的航运路线。
相关人士逐渐意识到，码头区航运和贸易的衰退只是表象，“空间失衡”从根子上是“经济失衡”甚至“全球化失衡”的反映。因此，从产业层面发力，培育面向未来的产业增长点，是扭转空间失衡更加“治本”的方法。大伦敦政府再次采用了“愿景驱动”的模式，于2016年组建了“泰晤士河口区2050增长委员会”，并于2018年发布了《泰晤士愿景2050》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泰晤士东南部是英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区域，未来将打造为“一条全球性河流上的生产力中心”，创造130万个新就业岗位以及1900亿英镑的经济增加值。在具体产业功能上，报告提出要用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及全球化的机遇，在泰晤士河东南部打造五大“生产性场所”。例如，在伦敦港新港区重点发展以氢能为主的航运体系，并在阿尔伯特岛上重启造船业务。再比如，在伦敦东部发展与文创产业联动的制造业，如时尚服装、舞台造景、声光电设备等，打造“泰晤士河口制造走廊”。
尽管面临生态治理和产业转型的巨大挑战，尽管面临空间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衡，但泰晤士河依然是一条美丽、庄严和伟大的河流。因为她是伦敦的母亲河，她不仅是地理实体，更是英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缩影。英国人称呼她为“人民的河流”，这源于她超越时空的适应力——从罗马要塞到金融中心，从渡船时代到氢能货轮，她始终承载着人民对自然与文明的发展诉求，而这也揭示了河流缘何可以成为城市更新的永恒动力。正如2025年《伦敦增长计划》里所写的：伦敦永不停止，它随着世界的变化而不断重塑自我，这就是我们城市故事的最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