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畔的奥地利，平静富足。在以英美为中心的当代艺术界，少有人仍记得这个位于中部欧洲的国度曾是现代艺术诞生地，一如它今天的外交中立国身份，远离纷争，保持局外人的优雅姿态。旧日光辉仿若失落宝石，映射出世纪之交的维也纳。这座多瑙河边的都市，是帝制贵族与自由知识分子中心；奥匈帝国显赫荣耀的环城大道，被贫民窟包围；反犹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并存，哈布斯堡家族保守帝制与觉醒的现代主义文明交错。光荣与卑劣，梦境与现实，自我消解与美学多元主义，让20世纪初的维也纳成为思想实验室与行为试验场。
维也纳利奥波德博物馆（Leopold Museum）是奥地利现代艺术最重要的私人收藏机构，也是收藏奥地利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作品最多的博物馆。《维也纳1900：现代主义的诞生》作为镇馆之宝，是2019年起对外开放的重磅展览，浓缩馆藏的精华，展现维也纳迷人的现代魅力。1300件展品陈列于3000平方米空间，囊括彼得迈尔风格、露天印象派、分离派、维也纳工作坊派作品，以及别具一格的表现主义和新客观主义，折射世纪之交和两次大战之交时期德奥地区的异质氛围，犹如音乐家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解放艺术的“不和谐音”。
世纪末的维也纳：激变与分离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现代性东西，都能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找到源头。内卷、牛马、人的异化、工作倦怠、身在大城市的孤独等当代议题，可溯源到奥匈帝国作家卡夫卡的作品，他在《变形记》、《城堡》和《审判》中批判了现代社会中的孤独、大厂螺丝钉与非人工作伦理；对人们彼此误解、无法沟通的困惑，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中解释为“凡可说的，皆无意义”，语言的界限即是世界的界限；当我们竭尽全力奋斗却无法如愿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想象不出比这更大的悲剧，“我们不知不觉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就连泛滥的原生家庭和不幸童年说辞，也能从弗洛伊德学说中找到源头。
三百多年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通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近代第一个国际多边条约，开启近代国际法先河；二十世纪初，同样爆发于王朝境内的谋杀，将欧洲推进世界大战漩涡，间隔不到二十年就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代世界秩序从奥地利建立，维也纳曾是欧洲和世界核心。
1900年的维也纳是茨威格笔下昨日的世界，这一年的茨威格正攻读哲学和文学，戴斯文眼镜，举止优雅，已创作200多首诗歌；剧作家施尼茨勒的《轮舞》也于1900年出版，讲述通奸、隐秘事件和社会各阶层光怪陆离的性爱关系，触及社会禁忌并激起轩然大波；1900年建筑师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出版《空白》，为日后著作《装饰与罪恶》奠定基础；埃米尔•奥尔利克（Emil Orlik）1900年去日本旅行，受浮世绘启发创作以日式金箔扇和花纹背景装饰的《拿金扇的女人》（Capriccio mit goldenem Fächer）。
维也纳的世纪之交，是个与旧秩序、制度和学科分离的时代，不仅体现在奥匈帝国分崩离析和一战的毁灭上，也体现在绘画、设计、建筑、音乐、舞蹈、戏剧上，甚至在医学、心理学、哲学、法学和经济学上也与旧时代切割，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变革，预示了现代性的到来。艺术是社会变革最具象的反映，具有超前预见性和征兆性，奥地利分离派的出现，预示着人类社会与过去的告别。
维也纳工坊：帝国余晖与都市现代
世纪末（Fin de Siècle）指十九世纪的结束，是蕴含巨大转变和希望的新时代。世纪末精神包括犬儒主义和悲观主义，也有末世论（Eschatology）的影子。
世纪末的维也纳为各式思想提供土壤，即使是盛行于德国的纳粹思想，也从奥地利萌芽。奥地利人希特勒，从更早的奥地利政治家处汲取养料，卢埃格尔（Karl Lueger）是典型代表。
卢埃格尔是基督教社会党和民粹主义、反犹主义先驱，在光怪陆离的世纪末，犹如无调性音乐般复杂与不和谐，他是“维也纳的奥斯曼男爵”，像改造1850-1870年代巴黎的奥斯曼男爵一样，卢埃格尔1897-1910年任维也纳市长，将维也纳建成现代花园城市，成为比肩巴黎的世界都市。
卢埃格尔与皇帝弗兰茨一世发起建造的维也纳城市地标环城大道（Ringstraße）和城区改造，成为新兴设计师群体的舞台，即维也纳工坊。
维也纳工坊（Wiener Werkstätte）是个艺术家社区，1903 年由建筑师约瑟夫·霍夫曼 (Josef Hoffmann)和设计师莫泽 (Koloman Moser)发起，借鉴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更新了应用艺术概念，1905年已有100位雇员，37位大师级设计师，1903-1932年期间活跃了30年，可以说是后来德国包豪斯的雏形。
1849年，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提出全能艺术（Gesamtkunstwerk）概念，将多种媒介和艺术专业同时进行，反映生活统一性。维也纳工坊可谓完美对应全能艺术理念，建立之初就讲求艺术的应用性，将设计应用到生活生产各方面，包括家具、建筑、地毯、纺织、服装、珠宝、海报、插画等，有很强实践性，是现代平面设计和工业设计的早期雏形，商业模式一度十分成功，在纽约、柏林、苏黎世有办事处。
霍夫曼生于奥匈帝国的捷克，曾学习法律，最终走上设计之路。他的设计要素是几何形状、直线条和黑白色调，特别是黑白方格，被称为“方格霍夫曼”。1934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他为奥地利设计国家馆。他为银行家、藏家斯托克莱夫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设计的私人宅邸斯托克莱宫（Palais Stoclet），是20世纪最具有艺术气质、最豪华的住宅之一，由建筑师、艺术家、工匠整合而成，是全能艺术代表作。
另一位创始人莫泽，是二十世纪平面艺术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他的平面艺术作品包括书籍、邮票、插图，还有时装、彩绘玻璃、瓷器、餐具、银器、珠宝和家具等。
讽刺的是，维也纳工坊投资人，却是市长卢埃格尔不喜欢的犹太实业家弗里茨·温多弗 (Fritz Waerndorfer)。当反犹主义的维也纳市长希望建设现代都市时，帮他落地项目的却是犹太人。维也纳滋生了反犹主义，也孕育了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之父赫茨尔是奥地利犹太人，20世纪初，他在维也纳、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和英国，为锡安主义奔走。
维也纳工坊和现代设计发展，依赖于维也纳富裕的犹太社区，他们是工坊的赞助者、投资商、生产商，也是消费方。维也纳工坊设计的贺卡、明信片和信封，常是希伯来语和德文双语印刷。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维也纳工坊销量大幅下滑，1932年破产。第二年起，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奥地利走向疯狂。
新世界图像：表现主义在红色维也纳
政治思潮在世纪末的维也纳风起云涌，各路政客敏锐嗅到维也纳的政治变革气息。与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王朝同期活跃于维也纳的，是1907-1909年往返维也纳的希特勒，1912年到来的未来南斯拉夫领袖铁托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先驱托洛茨基，及1913年到访的未来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信仰南辕北辙、日后改变人类历史的人们，共同生活在维也纳时空中。
奥地利本土的各类异见也燃烧在维也纳熔炉中。有卢埃格尔的反犹主义和基督教社会党，有舍内雷尔（Georg Schönerer）的反政治基督教主义、反斯拉夫主义和泛德意志主义，还有强劲的左翼社会主义。创于1889年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奥地利最古老政党，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先驱和第二国际创始者。一战后，社会民主党成为奥地利执政党。左翼党派1919-1934年执政下的维也纳，也称“红色维也纳”。
红色维也纳与德国魏玛共和国几乎同时存在，短短15年的执政，奥地利处于一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和纳粹上台、二战爆发的间隔年（Gap Year），是最混乱暴力也最多元蓬勃的时代，多元主义和内在矛盾催生充满张力的艺术风格——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在一战后的德奥地区活跃，源于德国1905年的桥社和1909年的青骑士。与19世纪兴起的印象派相反，表现主义不追求稍纵即逝的印象（Impression），而是自我释放和对外表达（Expression），着重内心情感，忽视对描写对象形式的摹写，表现对现实的扭曲和抽象化，表达恐惧。
埃贡•席勒、利恩茨（Albin Egger-Lienz）、盖斯特尔（Richard Gerstl）、马克思·奥本海默（Max Oppenheimer） 、科柯施卡（Oskar Kokoschka）、皮内利（Broncia Koller-Pinell）等维也纳表现主义艺术家们，不满于摹写客观事物，突破描绘人的行为和所处环境的局限，倾向表现内在，揭示灵魂。
与文雅静美的印象派不同的是，表现主义凭借直觉而非理性，画面荒诞，充斥梦幻，声响嘈杂，强调反抗和异化，受到精神分析学和斯泰纳神秘主义（occultism）影响。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世纪末的维也纳出现，与奥匈帝国时期人们的精神危机有关。德奥贵族和精英多受精神困扰，茜茜公主表侄路德维希和皇储鲁道夫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五兄弟中有三个先后自杀；画家盖斯特尔因与音乐家勋伯格夫人有婚外情，25岁选择自杀。
所以，神秘学、通灵论和灵媒在当时的奥地利非常盛行，玄想、唯灵论、数灵论、瑜伽、魔术、巫术、星占学、炼金术等是人们的精神解药，在文艺作品中多有展现，像施尼茨勒的《梦幻记》中就有通灵场景，非理性和怪诞，是表现主义的精神出口。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将艺术分为理智、秩序、文雅的阿波罗式艺术，和恶毒、混乱、疯狂的狄俄尼索斯式艺术。前者是理智，后者是人的潜意识，两者都是神的儿子，互不相容又无法区分，一切艺术都包含这两种形式。
表现主义无疑是狄俄尼索斯式的，它形式扭曲，技巧上漫不经心，没有透视，基于感觉而非理智，具有某种共性的抽象和象征，强调内心、直觉和下意识。观赏表现主义作品，仿佛聆听画家的内心独白与潜台词，是蒙着假面具的梦境，艺术家主观摄取事物，并有意识地扭曲客观。诚如德国数学家艾哈德·施密特所说，世界就存在于此，仅仅再现它毫无意义，必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图像。
战前癫狂：新客观主义的魔幻现实
艺术不只是社会变革的反映，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艺术影响力可谓空前绝后，希特勒就是艺术学院的落榜生，把对艺术求而不得的愤恨，转化为日后的复仇。他三次被维也纳艺术学院拒之门外，这段艺术的失败，成为他前期“坎坷人生”的一部分。二十多年后，他用他的纳粹党，向维也纳疯狂报复。
“我倒真希望希特勒被维也纳艺术学院录取”，奥地利犹太藏家后人玛瑞亚·奥特曼在流亡美国半个世纪后回到维也纳，如此说道。二战前的德奥社会进入病入膏肓的癫狂状态，不仅与过去传统“分离”，还走向极化，艺术也从表现主义升级进入超现实的新客观主义阶段。
新客观主义也叫新即物主义，德语Neue Sachlichkeit意为新事实、新清醒。词根Sache是事物、事实，Sachlich指实际、精确和公正，Sachlichkeit是名词形式，指事实性。
新客观主义可视为表现主义的升级，或后表现主义。艺术家大多曾参加一战，有战祸或作战俘的创伤经历，通过作品的正面介入社会，表达抗争诉求，将表现主义与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结合，具有更强的社会写实和批判性。1920年代德国掀起批判表现主义的艺术运动，拒绝遵循表现主义强烈的自我参与，以尖锐讽刺手法表现战争灾难和痛苦，关注真实描绘，而非表现主义的分解和歪曲现实，把绘画语言运用到揭露客观现实中。
1925年，德国曼海姆市立美术馆馆长哈特布劳（Gustav Hartlaub）策划了《新客观主义：表现主义以来的德国绘画》（Neue Sachlichkeit: Deutsche Malerei seit dem Expressionismus）展览，展出124件作品，脱离表现主义的抽象和乌托邦想象，将艺术推向客观写实和社会批判的“新自然主义”。
新客观主义不局限于绘画，也延伸到电影、文学等领域。奥地利导演巴布斯特（G.W.Pabst）是新客观主义德语默片代表人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小说也有新客观主义的超现实风格，《铁皮鼓》以邪恶儿童视角，戏谑、诙谐中有深刻批判，展现光怪陆离、神奇虚幻的世界。
新客观主义愤世嫉俗，以批判立场和写实风格反映社会现状，以超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丑陋肮脏，记录社会腐朽、战争苦难、人性深渊与市民庸俗，原始而挑衅，有严厉的讽刺意义。
新客观主义理论奠基者哈特布劳，1933年被纳粹政府解雇，事业在纳粹时期中断停滞，二战后，他在海德堡度过余生。巴布斯特预感纳粹的疯狂，曾试图移民美国，却被纳粹逮捕并遣返，1955年，他的作品《最后十天》成为战后首部关于希特勒的传记电影。
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中，历史学家卡尔•休斯克说，维也纳知识界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各个领域做出革新，是奥地利无与伦比的金色时期。维也纳1900精神，诚如建筑师奥尔布里奇在分离派大楼上刻下的金色信条：致每个时代的艺术，致艺术的自由（Der Zeit ihre Kunst, Der Kunst ihre Freihe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