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相对未来产业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下简称“战新产业”）技术成熟度更高、更近产业端，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效果更显著。当前，中国持续推进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发展，但仍面临产业链关键技术堵点需突破、大中小企业融通互补及区域错位协同水平不高、国际合作关系不稳定等挑战。
赛迪研究院建议：靶向解决战新产业研发掣肘难题、统筹规划企业和产业维度的协同发展路径、构建支撑保障体系、拓展国际协同创新渠道，为新质生产力蓄能。
一、战新产业发展向好
（一）国际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竞争激烈
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聚焦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业等产业，试图通过多维资源整合，争夺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先机。
在技术方面，协同多主体展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畅通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堵点。如：美国建立15所制造业创新研究院，组建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推动政府部门、产业界、高校、科研机构合力突破共性应用技术瓶颈。德国政府通过锂电池创新联盟，联合巴斯夫、博世、赢创工业、Lintec、大众五大企业巨头，以及高校和研究所在内的共60多家机构，推动锂离子电池技术产业化。
在企业方面，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如：美国依托谷歌、微软、苹果、亚马逊、IBM、英特尔、思科等国际领先信息技术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形成创新集群，巩固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领先优势。
在产业方面，推动跨界融合。如：日本基于国际领先的新能源技术推出“新增长战略”，推广其在新能源汽车、低碳经济、医疗护理、清洁能源发电等领域应用。
在国际方面，畅通合作共享渠道。如：德国积极参与欧洲新兴产业框架制定，加入“地平线2020计划”，为创新引入国际性战略合作伙伴，以此进一步开展“基础科学”“工业技术”“社会挑战”三大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其他欧洲国家共同分享科研创新成果。
（二）国内战新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当前，中国持续推进战新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研发投入、集群培育、基础设施建设、专业人才集聚等多点发力，塑造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多领域的领先优势。
一是企业研发投入稳步增长。据《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100强排行榜》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战新产业100强企业共投入研发费用8348.25亿元，同比增长5.10%，平均研发强度达到3.07%。
二是重点领域产业集群综合实力逐渐提升。如：江苏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已形成千亿级产业链，在创新能力、发展潜力、带动作用等方面形成了强大的“溢出效应”。比亚迪常州公司、理想汽车常州基地，以整车制造吸附更多产业链配套企业。
三是战新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如：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陆续启动。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卫星遥感系统已形成全球观测能力。
四是资源集聚特征凸显。依托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专业化人才集聚效应明显提升，如：北京依托全国科技创新人才高地优势，形成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反哺带动了一批人工智能创新型企业的涌现。
二、战新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
（一）产业链关键环节技术瓶颈亟待突破
战新产业链上下游畅通的基础是关键环节技术自主可控，然而目前大量“卡脖子”、国产化替代难题存在于战新产业链薄弱环节和细分领域中，如：中国数字化基础技术薄弱，自动控制与感知、核心软硬件等基础研发环节存在“空白”，致使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应用、产业化协同的创新全链阻点重重。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核心零部件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力不强，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杀手锏”技术，过度依赖国际领先技术、部件、配套组装或整机采购，对关键核心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国产化替代能力较低，形成局部“低端锁定”现象，产业链延伸不足，价值链攀升难度较大。
（二）大中小企业共建共享协同效应需深化
战新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依托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配套的良性式协同模式。但目前各企业间缺乏有效分工协调，产业组织不够强，上游技术优势和下游市场优势间传导带动能力不高，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格局尚未形成。
一方面，大企业普遍处于资源调配主导地位，尤其是国企、央企等体制内企业，管理、审批流程提高了协作成本，且现行政策和激励机制多以鼓励、倡导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主，不足以调动其向中小企业共享资源、展开帮扶式合作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多呈碎片化，难以通过延续系统性研发稳居产业链核心环节和领域。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不够高，对市场发展预估不足，生产和质量把控能力难以匹配大企业要求。此外，促进大中小企业对接的中介服务能力不高，大企业需求无法及时、准确地传达给中小企业。
（三）区域之间错位发展协同水平较低
战新产业发展前期，各地围绕重点领域进行“泛式”探索性发展，加速形成经济“增长极”。但伴随优势产业空间布局逐渐清晰，多地政府仍基于前期政绩考评方法，采用“大包大揽”的产业规划模式，忽视深耕优势细分赛道的重要性，易伴生产业同质化竞争的隐忧。如，沿海的浙江、中部的河南、西部的甘肃等几十个省（区、市）提出要打造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
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川渝、东北部等地区均有布局，政策布局结构性“扎堆”带来了引进企业的同质化竞争和高开低走。如：南京“德科码”、成都“格芯”、陕西“坤同”等搁浅的半导体企业，赛麟、博郡、拜腾等接连停摆的新能源车企。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仅有长三角等地，围绕新能源汽车和生命健康产业的细分赛道，实现了错位发展的协同效应。
（四）国际合作关系的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加
当前，国际社会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战新产业安全稳定发展面临更多挑战。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来看，各国大力推动产业链关键环节回流。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设备来替代过去低端要素投入，向产业价值链中低端环节渗透。另一方面取代传统海外建厂或采购的计划，将高端制造业投资、生产能力转向国内。从战新产业标准制定角度来看，通用标准体系尚不完善。全球未能形成普适性的认定规则和指标评价体系，标准迭代升级严重滞后于技术进步与全球经济形势演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战新产业合作的监管隐患。
三、思考与建议
（一）靶向解决研发掣肘难题，技术创新
一是突破战新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堵点。突破智能制造、航天航空、精密仪器设备、先进材料等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卡脖子”难题，提高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国产化替代能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高端化、精细化跃升。
二是深化产学研合作。组建国家级创新平台、产业技术创新共同体、战略联盟等，靶向制定战新产业技术路线图，对标世界先进技术，提升原始创新和引领性技术攻关能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溢出的吸收水平。
三是提高关键核心技术成果转化率。完善战新产业研制一体化评估机制，搭建国家层面战新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对接平台，丰富成果转化渠道，加大成果转化奖励机制，开展针对性成果转移、孵化服务。
四是完善战新产业发展政策保障体系。提高战新产业研发的金融、财税、基础设施等政策支撑水平。建立国际化职称互认渠道，优化全链条高技术型、专业型人才“引育留用”机制。
（二）创新创造企业联动模式，主体协同
一是促进大中小企业资源共享。简化大企业定向合作审批流程，降低协调成本。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仪器设备、试验场地等创新资源要素。推动大企业打造专业化共享培训平台，鼓励大企业专家到中小企业兼职指导和定期派驻。
二是推动大中小企业定向合作。推动大企业帮助配套中小企业提升工艺流程、质量管理、产品可靠性水平，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借助大企业的宏观站位和市场预测等优势，针对产业链薄弱环节、大企业生产配套需求开展技术攻关和替代产品研发。
三是拓展企业联名“走出去”新模式。强化大中小企业合作中介的服务能力，支持大企业携同中小企业出海行动，延展分工合作、外包带动等新型模式，打造产业集群品牌，提高战新产业国际化发展知名度。
（三）统筹规划产业战略布局，有序发展
一是强化产业布局顶层设计。建立跨行业、跨区域的重点产业协会、联盟等行业性组织，依托各地特色资源禀赋，统筹设计战新产业各区域错位协同发展方案。强化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资源统筹协调，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化恶性竞争监管。
二是统筹发挥战新产业细分赛道协同效能。深入挖掘战新产业各领域内的细分赛道的发展潜力，协同上下游产业优势区域及周边区域，推行“局部错位、整体衔接”的发展模式。
三是开拓战新产业发展新思路。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前沿技术和产品的叠加效应，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推动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衍生创新，驱动制造流程智能化排产、柔性化生产，降低战新产业扎堆建设可能性。
（四）积极拓展国际合作渠道，互利共赢
一是推行“内外兼修”的产业国际化发展模式。一方面依托中国区位、成本优势，利用颠覆性技术巩固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价格、效率优势，压缩产业外流的可选择空间。另一方面借助“一带一路”沿线合作机遇，尽快形成特色化战新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方案，拓展国际化合作“朋友圈”。
二是提高战新产业国际标准话语权。积极关注世界新兴产业大会等国外会议、会展、沙龙，提升战新产业识别敏锐度，完善战新产业标准体系，拓展国际对接、互认渠道，推动多机构联名承办、参与国内外标准制定。
三是强化战新产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企业兼并、收购、参股等多层次的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进行全球高端并购，建立差异化海外专利激励机制，加强经贸国家地区间技术推广，完善战新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的国际化信息沟通交流机制，提高核心技术走向国际过程中的产权争议处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