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城市中最具活力的一类行为主体，也是城市中人员、技术、资金等要素流动的推动主体之一。由企业之间的关联形成的城市互动和联系是城市网络中最重要的一类网络。本期将聚焦基于企业关系的全球城市间网络，解析这些网络背后的视角差异以及关系类型。
一、基于企业两种视角，形成不同城市网络
构建基于企业关系的城市网络一般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基于主体的视角，根据企业主体本身的总部-分支，或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构建起企业关联，再根据各企业所在的位置（注：这里的地址多指办公地址）投射成城市网络。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简称GaWC）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根据高能级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总部-分支网络给全球的城市排名。另一种是基于客体的视角，根据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之间的关联构建企业联系，从而形成城市网络。最典型的就是城市间的“三链网络”，即城市间供应链网络、产业链网络和价值链网络，这些网络一般基于产品或服务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涉及到的企业，构建这些链上的不同企业的城市关联。
主体视角下的城市网络可以观察城市在企业的全球布局中所处的位置，对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而客体视角下的城市网络则可以观察城市在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中所处的环节和地位，对于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合理制定城市产业和创新战略必不可缺。
尽管这两种视角下的城市网络如此重要，但实际操作中想要深入剖析这两种网络并不容易。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相关的数据披露和统计制度并不完善，比如企业间的总部-分支关系或投资与被投资关系一般只有上市公司才有义务披露。因此，总部-分支网络多见于上市公司的研究。企业产品的供应链由于包含了敏感的供应商和客户商信息，鲜有企业完整披露。至于企业间的产业链网络和价值链网络则由于缺乏明确的产业图谱和价值链图谱而更加难以明确统计，但一些案例式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一些重要规律。
比如，有学者研究了苹果的供应商名录，发现苹果的价值链网络中的研发部分通常集中在科技/教育中心城市，如圣荷西、波士顿、东京、首尔、新竹等城市；综合性的研发也涉及美国（如旧金山、纽约等）、西欧（如慕尼黑、图林根、伯尔尼等）和亚太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如新加坡、班加罗尔、龟尾等）。基于主体视角的苹果全球旗舰店网络（也可视为一种总部-分支网络）则相对简单，主要集中在纽约（11家）、上海（8家）、香港（6家）和首尔（6家）等全球一线城市。
图1 苹果的全球旗舰店网络（左图）与产品研发链网络（右图）
资料来源：根据苹果官网及刘清、杨永春、蒋小荣等，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化城市网络分析——以苹果手机供应商为例[J].地理学报,2021,76(04):870-887文章绘制。
二、全球城市间企业关联和互动的五种动力机制
一般看来，基于企业关系的城市网络存在五种关系类型，这五种类型也构成了全球城市间企业关联和互动的五种动力机制。
一是区位型关系，企业一般更倾向在同一个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和发展业务关系，比如东京的500强企业基本都在新加坡开设分支机构，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同属亚洲区域内。
二是文化型关系，如果两个城市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企业关系下的城市网络联系也会更加紧密，比如伦敦的跨国公司喜欢在悉尼、纽约、多伦多等城市开展业务，这些城市之间语言的互通使得业务切换更加流畅。
三是产业型关系，具有相似或相同产业背景的城市之间，企业关系更加紧密，比如从全球制造网络看，缘于与电子信息业的相似产业背景，旧金山、深圳和班加罗尔三大城市关系密切。
四是发展型关系，两个城市如果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更加容易同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形成紧密的企业联系。比如，从美国纽约到中国上海，再到越南胡志明市的发展梯度上，企业倾向于在这种梯度的每个台阶上进行全面布局，从而加强了这些城市之间的关联。
五是功能型关系，按照全球城市的相关理论，有的城市是综合型城市（如纽约、伦敦），有的城市则是专业型全球城市（如旧金山、慕尼黑），不同的城市在全球化中的分工和功能不相同，企业更加喜欢在不同功能的城市间建立网络。比如，伦敦这样的综合型全球城市中的跨国公司喜欢把分支机构设立在萨斯卡通（Saskatoon）这样的专业型城市中。
其实，这五种动力机制之间并非完全排斥，城市间的企业关联很可能是2种或2种以上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全球3000多个城市之间近4万对跨国城市联系中看，仅由单一类型主导的城市关联在全球所有城市网络中仅占38.8%，还有约13.2%的城市关联由未被证实的其他因素（如时区因素、政治因素等）所主导。五种关系类型中，功能型关系最普遍，随后就是区域型关系，而产业型关系表现较弱。
从具体城市来看，不同城市中的企业对外拓展的路径也不完全相同。伦敦属于文化、区位和功能三方面共同决定的企业对外拓展机制，主要是由于英语的广泛使用、英国曾经大量的殖民地以及伦敦作为综合型全球城市的强大控制力。而东京的企业对外拓展则是产业和区位共同决定的机制，主要是东京的产业基础扎实，以及日本在亚洲区域内的产业影响力。
上海的企业对外拓展机制是由发展和功能两种类型共同决定的。一方面，上海作为发展中大国的首位城市，处于全球发展梯度的中上部，既有对标伦敦和纽约等顶级城市的需要，也有向一些欠发达城市进行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的需求。另一方面，上海作为成长中的综合性国际大都市，要更加突出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控制力和领导力，就需要与专业功能的科技型城市、贸易型城市和航运型城市等开展深入合作。
企业是城市经济的动力引擎，由企业间的联系塑造的城市网络是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的今天，企业间联系的中断和企业布局的再调整，是否也在弱化城市间的互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但经济全球化所塑造的全球城市网络无疑是全球要素流动的最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