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报告强调积极稳妥实现双碳目标，指出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如何实现这种转变，我们首先需要讨论一个问题，中国能源和经济绿色转型应该走一条怎么样的道路？
探寻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中有所借鉴，其中一个重要的角度是正确理解增量和存量的关系。在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发展的历程中，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多年以后成了大气候的变量，在开始的时候个头小、影响弱，但是活力很强，成长空间很大，逐步由配角转化为主角，推动了经济转型。比如，民营经济开始的时候是拾遗补缺，但是它内生活力很强，到目前已经在经济全局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能源转型也必须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带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也就是要经历增量逐步替代存量的过程。中国非化石能源目前占比不到20％，根据有关方面的研究，到2060年将会增长到80％以上，逐步实现能源结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由创新驱动的增量部分的技术替代和成本下降，这是转型加快的主要推力。作为存量传统高碳能源，降碳空间是累退性的，越往后空间越小成本越高。但作为增量的低碳、零碳新能源，一方面技术在改进，另一方面产量在扩大，成本下降也会不断加快，绿色溢价有些已经由正转负。新技术的快速拓展，特别是成本下降，共同加快了新旧转换的进度。
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
第一种，衰退型减碳。简单说就是少生产，甚至不生产，这样可以减少甚至停止碳排放。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但是在有些特定情况下，也还是出现了。比如去年夏天，有些地方拉闸限电，甚至停工停产，以完成能耗双控和碳减排任务。
第二种，增效型减碳。通过提高碳的生产力，用同样多的碳排放实现更多的产出。平常讲的节能减排、节约优先，就相当于这种类型的减碳。
第三种，创新型减碳。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工艺、方法等，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实现低碳、零碳、负碳的排放，像风、光、水和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如果用这类技术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可以在实现相同产出的前提下，减少碳排放。
所以，绿色转型的核心是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替代，或者说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绿色技术需要达到三个目标：高技术含量的生产率；少排放、零排放；与传统产业相比，一定要有更具有竞争力的低成本。解开减碳与增长两难，实现减碳与增长双赢的“钥匙”，就是创新驱动的绿色技术替代和减碳成本下降。
这里需要介绍一个概念——创新型碳替减（碳的替代性减少），指依托绿色技术替代而相对减少的碳排放，可以称为替代性减碳。也就是运用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与原有高碳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抵消掉的碳排放量。
举个例子，每千瓦时发电碳排放，用燃煤的话大概是1000g，光伏是30g，风能是10g，如果由燃煤发电改为光伏或风电发电，碳替减分别就是970g、990g。换言之，由于新技术替代了老技术，碳排放减少了97％、99％。
由目前的“能耗双控”尽快转向“碳排放双控”，碳替减是一个重要抓手。在减碳的同时可以实现增长，把减碳与增长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转化为协同关系。具体来讲，增量部分的碳替减可以降低全局碳排放，增量的部分只要有碳替减，全局的碳排放强度肯定是下降的。如果存量部分搞新技术替代，产生碳替减，就可以降低全局碳排放的总量。
以往对存量部分的减碳比较重视，而对于在增量部分通过技术创新相对减少碳排放这件事情重视不够，缺少相应的概念以及价值评估和激励机制。随着增量部分新技术替代规模越来越大，与已有碳市场之间的非对称性会愈加明显，对创新缺少足够激励的问题将凸显出来。
下一步，应把创新型碳替减纳入碳减排核算体系，形成相应的价值评估和激励机制。各地应按照二十大的要求，尽快转向“碳排放双控”的轨道，制定以绿色技术进行增量和存量替代的短期和中长期规划，统筹增量与存量、未来减碳与当下减碳、创新与安全，力争减碳与增长双赢，积极平稳地推动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