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一个地理学家，他的火爆在当下显得如此顺理成章。
他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他曾这样解释其意义：“相比之下，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职业生涯并不实用，但对我们空闲的某天、某小时或半小时却很有用。为什么？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能使我们有效地思考某些问题，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考人的成长，并有一种紧迫感，因为作为个体，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十分短暂。问题就是：‘人，何以为人——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更具体地说，作为人对我意味着什么？’”
这样来看，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指向不仅仅是纯粹的地理学，不再辐射特定的受众，它讨论的是“作为人对我意味着什么”，它绝不是高不可攀的，它面向的是所有的人。
翻看段义孚的学术著作，2018年，中文译本《恋地情结》出版。“恋地情结”是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概念意义，从感知、态度/价值观、世界观的框架去理解一个地方的人地观。
学者张雷在《恋地情结》中文译本出版后写道：“段义孚的观察多是通过对常识的声明，来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和思想，从希腊神话到中国历史，从英国哲学到美国社会学，将各学科材料信手拈来，妙手裁剪，行云流水，不露痕迹，以深厚的人文传统制衡功利性的应用科学，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地理学本身，所以《恋地情结》刚出版的时候，一个大学书店将其归类为‘天文学和神秘学’。”
而之所以说“段义孚热”显得顺理成章，除了上文所说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本身足够贴近大众、段义孚的学术作品所具备的易读性和趣味性以及促使人反思自身与外部空间的关系等，更重要的是，段义孚切中了当下的社会情绪。
如果我们扒开近一两年的热潮来看，“考研、考公热”背后所对应的是对极致稳定的渴求；迪士尼、环球影城、演唱会的火爆是对一场场白日梦的打造；旅行、辞职、海外深造等“重启人生”的范本是出于某种恐惧做出的本能逃避；星座、灵修等玄学的热潮又是在充满不确定的当下，人们所寻求的某种心理疗法——似乎和前文所提到的得克萨斯人并无区别；博物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成为了都市人自我疗愈的方法之一。
所以，在空闲的某天、某小时或半小时翻开段义孚的书，你看到恋地情结、看到逃避主义、看到恐惧景观、看到制造宠物，你会发现这一切正在发生，也许找不到你所经历的困境的解法，但或许能通过他的著作获得一些安慰。
一个笑脸盈盈但又略显沉默的人
回到段义孚本人，今年他的自传《我是谁？》出版，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独白，而不仅仅是学者段义孚的讲座。
1941年，段义孚一家移居澳大利亚，他和他的兄弟们在学校里遭遇了骚扰和种族歧视。但面对这些遭遇，段义孚的形容是：“与其说伤害了我们，不如说是激怒了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并不自卑。”而对于这种自信的反思，段义孚得出的结论是：“这种自信难道不是源于阶级，源于享受特权的经历吗？”
他的家世显赫，段祺瑞是他的叔祖，他的父亲段茂澜是一名外交官，周恩来是他父亲的中学同学，也是当时在南开中学最亲密的朋友。
这些关系所带来的自信让段义孚在国外的求学和工作中，哪怕遭遇种族歧视和偏见，也不会产生太大伤害——这一点似乎和他在亲密关系上的情况正好相反，尽管他在多年之后才意识到这种特权所带来的便利。
他将这一章起名为“世界舞台和公共世界”，并且形容自己的人生是“从童年的公共世界迈向了成年的私人世界”。但童年的公共世界对他来说却“不是那么真实的”，在开始谈论个人时，他说：“我感到自己终于可以聊一些与人类相关的，能同大家共享的话题了，这些话题都超越了那个虚泛的自我。”
在接下来的讲述里，你能更为直接、强烈地获得共鸣。
“害羞的人，不爱交际的人，或者像我这样被古怪的追求抑制了社交需要的人，或许更应该投身于大自然。不容易适应环境的人容易把情感寄托于动植物身上，因为动植物不会对人有成见。但即使是动植物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因为生物也会形成群体；许多动植物都有社会性，它们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会有歧视、包容和排斥的现象。最后，可能只有待在无机物的环境中，例如沙漠、冰山，人才能心旷神怡、宠辱偕忘。”
“让我印象深刻的画面，无论是冰、沙漠、海洋还是城市，都缺少一点人类的温暖。它们的吸引力更多的是精神和想象，而不是身体的需要和渴望。这些景观要么人烟稀少，要么与人无关，即使城市，也是几乎空无一人时才让我喜爱。”段义孚在他的学术专著中，聊希腊神话也聊中国古诗词，聊热带雨林也聊迪士尼乐园，而私人偏好上，他避开那些热闹的、充满生气的场域，青睐的是这样一种空旷。
但段义孚又并不是一位超然物外的人。他坦言自己的敏感和孤独。
和带着孩子的朋友大卫去大峡谷的路上，大卫鸣笛超车后，段义孚会在这片扬起的尘土中感到孤独，甚至冒出掉头回去的念头；段义孚会因为哥哥在参加中学入学考试后垂头丧气说没考好时，也沉浸在他哥哥的焦虑和失望中而哭泣；在病倒后打电话求助同事开车送他去医院却被拒绝，段义孚在病愈之后选择了躲避同事，不再和大家一起吃饭，“我这样躲避，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我已经无法再在那个地方去面对同事们友善的面孔了，否则，我的期待又会落空”。
这些讲述，明明包含情感，有失望，有共情，有愤怒，也有挫败。可能也正是如此，一个情感需求明明极强的人，走向了荒漠之中。
“这本自传里重复出现的主体是生命力的欠缺。生命力体现在身体与情感的冒险中，像跳伞运动，也像冒着被拒绝的风险去表白，而拒绝本身也像是一种死亡。”“在爱和亲密关系上，我就是那个饿得半死的佃户。”这些自我剖析如此热烈，以至于我读的时候，恍惚间忘记了讲述者的身份，以为是身边那个总是笑脸盈盈但又略显沉默的朋友，在一次喝多之后涨红着脸的独白。
段义孚在书中反复提及自己生命力的缺失、勇气的缺乏，他会羡慕年轻男孩身上的活力，怨愤自己无精打采的样子——他似乎很想成为一个E人却无法做到，他也苦恼于自己不敢在公开场合发声，他从生理和性格上解释这一切并且袒露自己的挣扎和苦恼。阅读的过程中，我总是屡屡惊异于这种坦诚的勇气。
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这本书的译者之一刘苏说道：“原以为他的人生会精彩辉煌到让我非常羡慕、远不可触的地步。出现这样的反差是因为，他在书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的孤独、不满足和将被黑暗吞噬的状态——正文最后一段，我想很多人读后也会被震撼到，他以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作为比喻，说他的人生会被黑暗吞噬。”
刘苏说的“高速公路”这个故事，段义孚已经忘记了它发生的确切的时间、地点。那是一个深夜，他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前面还有一辆车，他们相伴而行了一段路程。
1963年2月，段义孚和哈里斯夫妇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船石镇（Shiprock） 附近开展野外工作，哈里斯的大女儿莎拉坐在巨石旁边。段义孚的小卡车在照片的右侧，追不上哈里斯家的那辆轿车。（图/段义孚自传《我是谁？》）
但当段义孚几近将这种陪伴视作理所当然时，这辆车亮起了右转灯，拐进了一条乡间小道。“这灯光只能照亮很短的一段路，而这路，在更远之外，则被吞没在了重重的黑暗里。”
就像他的同事大卫超车后在前方扬起的尘土那样，这辆车在右转后消失的灯光同样被段义孚解读为重重黑暗、命运的安排。他说自己渴求拥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一个永久牢靠、彼此依赖的关系，甚至还渴望自己能栖身于一个辉煌灿烂的学科，“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
我们得益又受困于自己的身体，拼尽全力，然后赤裸裸地看命运交付的是什么。
“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平衡”
最后，我们或许可以回到最初的关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介绍——“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能使我们有效地思考某些问题……更具体地说，作为人对我意味着什么？”
在《我是谁？》中，段义孚在对于“美好的人生意味着什么”的探讨中，将地理学代入——“对我来讲，一个美好的地方必定有好的天气，好的自然环境而且物产丰富；其建筑物不仅能愉悦人的感官，还能温暖人际关系并增进人的福祉。”
而在《恋地情结》中，段义孚同样解读过“理想的环境”：“它从根本上可能会是两种相反的图景：一种是纯净的花园，另一种是宇宙。大地的产育给我们提供生活的保障，而星空的和谐更增添了几分宏伟。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从面包树下的阴凉到天空之下的疗伤圈，从家庭到广场，从郊区到城市，从海边度假到欣赏繁复的艺术品，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衡点。”
我们依然处在这样一种摇摆之中，无论是假期的旅行还是周末的看展，无论是夜晚的骑行还是公园里的抱树，我们不过是试图抵达那个美好的地方，试图找到那个平衡点。